最近看到了不少地方的报纸都在报道“余秋雨状告古远清”一事，事情已闹得沸沸扬扬。作为“文革”期间《红旗》那篇《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以下简称《评“体系”》）文章的直接受害者之一，我觉得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　　 　　首先，我以为余秋雨究竟有没有参加炮制那篇文章的写作组，这是问题的关键。根据这篇写作组的负责人之一胡锡涛在《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发表的《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相揭秘》（以下简称《忏悔》）一文中的说法，余秋雨确实参加了这个五人写作组的，而且还写出了一个稿子。胡锡涛说余秋雨“写稿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卷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胡锡涛还相当生动地描绘了当时讨论“余秋雨写出的初稿”时的情景。据说因为这个稿子“不是一篇大批判文章，而是一篇学术论文”，所以与会者“都不开尊口”。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余秋雨就应该承认他不仅参加了这个“批判斯坦尼”小组，而且还写出了初稿。至于胡锡涛在文中提到这篇初稿只是一篇“学术论文”，“毫无批判力度”，我因为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余秋雨的原稿，不便遽下定论。但是《评“体系”》一文中有很多地方都是从政治又从“学术”的角度进行“大批判”的，如“有机天性”、“从自我出发”、“种子论”等等，依我看，余秋雨这位戏剧学院高材生在写这些“学术”问题上肯定要比搞大批判内行、对斯坦尼理论外行的胡锡涛高明许多，更不用说写作组内那个什么工厂的“造反秀才”了。然而，余秋雨却说最后成文的《评“体系”》“没有一个字与自己有关”；而胡锡涛尽管也说他自己在研究斯坦尼上“只是半瓶子醋而已”，“根本写不出他（按：指余秋雨）那种水平”，却前后矛盾地把炮制此文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说此文是他“一人执笔”。这不禁使我颇为疑惑。按胡锡涛自己的说法，他“只看过斯坦尼的自传《我的艺术生活》，没有看过他的全集”，而“有机天性”、“从自我出发”、“种子论”之类论题都出现在全集第二卷至第四卷当中，胡锡涛怎么能对这些“学术”问题“批判”得煞有介事？怎么能不参考甚至沿用了把“四卷斯坦尼全集翻得卷起了角”的余秋雨的初稿中的一些论述呢？为此我很怀疑胡锡涛如此“英勇”地独自承担罪责，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促使我对胡锡涛的说法产生怀疑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在《忏悔》一文中，胡锡涛把“四人帮”炮制《评“体系”》这篇文章的起因归纳为二：一是“要为江青推动京剧革命、搞样板戏扫清理论障碍”；二是“江青夹杂着个人情绪，她要报私仇。批判斯坦尼，是冲着孙维世而来”。这种对起因的归纳既有掩盖“四人帮”炮制此文的真正用心之嫌疑，同时也暴露出胡锡涛力求淡化此文在全国影剧界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谁都知道，林彪委托江青炮制的那个《纪要》中早就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连同别林斯基等人列为“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文艺黑线”的“理论基础”之一，其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和具体主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同志。周总理对文艺界的领导和关怀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文艺界的那些败类当然除外）永远铭记在心。50年代初，也就是经他亲自批准，才把一批苏联专家邀请来讲授斯氏体系的。而被江青等人称为“文艺黑线头子”的周扬则在“文革”前说过：“斯坦尼体系是世界戏剧史上唯一有体系的，根本不能打倒，也打不倒”。江青授意她的爪牙炮制并经姚文元最后改定的《评“体系”》一文，决不只是什么与孙维世的个人恩怨问题，也不是“为江青推动京剧革命、搞样板戏扫清理论障碍”那么简单。这篇“大批判”文章的矛头所向是谁都清楚的。　　 　　江青这个人嫉贤妒能，爱报私仇，这点很多人知道，但在斯坦尼问题上，受害者决不止孙维世一人。虽说《评“体系”》这篇文章出笼前，孙维世已经离开人世了，但受此文牵连的而备受身心折磨以至丧失生命的则大有人在。其中最早翻译斯氏《演员自我修养》第一部的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章泯和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就是在“大批判”声中被折磨致死的。许多年纪大些的上海人可能都还记得，在《评“体系”》出笼后不久，受张春桥等人操纵的上海某大报曾在头版发表长文把戏曲大师周信芳先生当作“活斯坦尼”狠批一顿，那气势是何等嚣张。至于全国各地电影、话剧、戏曲单位因此文而受到各种折磨和迫害的人士可说是不胜枚举。　　 　　被余秋雨告上法庭的古远清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希望我能站出来“指证”《评“体系”》曾经带给我的身心折磨。我只想说，作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的译校者和斯氏体系的研究者，在那个黑白颠倒、鬼魅横行的年代里，我被当做“大批判”的靶子，后来被赶到几近劳改农场的团泊洼干校多年不得回家，这比起一些人来还算是“幸运”的，至少还没有落到家破人亡的地步。　　 　　有一件事我不得不提一下。1978年，文化部艺术教育司在上海戏剧学院召开“表导演艺术教学座谈会”时，我作了一个题为《论斯坦尼及其体系》的长篇发言（整理成文后发表于该院院刊《戏剧艺术》1978年12月号，后收入拙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论集》，1984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发言分为对斯氏的政治评价和斯氏体系中的几个有争论的问题两部分。在第一部分，我首先谈了我从上海某大报内参中所了解到的“四人帮”炮制《评“体系”》一文的背景及操作过程，然后介绍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同时期对斯氏的一系列积极的评价，斯氏本人在苏维埃时期的政治态度及其所发表的言论，对《评“体系”》中的种种造谣诬蔑作了大量的反驳和澄清。讲完了这一段，中间休息时，黄佐临老先生走上讲台，激动地紧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事隔二十余年，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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