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快要进入古稀之年，什么风浪都经历过，见怪不怪也，即以秋雨“文革”所作所为，年纪大的上海文化人哪个不知，谁个不晓？公道自在人心，你不必多虑。即使上海法院不主持正义（他们敢吗？），判你输了，也不要紧，那时你可登报声明，并搞个募捐运动，凑不到十六万，凑一千六百元总可以吧？真的你输了，估计也就这个数，这样反而会得到更多人的同情。　　 　　我当然不希望你做失败的英雄，但在上海打这场官司，你得小心为妙。如果判你败诉，就有可能说明上海司法欠公正，或上海高层仍有“四人帮”的势力或受帮派思想影响的干部，这对上海形象更为不利。　　 　　不过，奉劝你不要把输赢看得太重，如赵忠祥告一位小记者报道他在济南签名售书搭卖皮鞋一事失实，从而侵害了他的名誉权。赵凭着他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地位和身价轻易获胜，可这场官司赢了又能证明什么呢？只不过证明没有售书搭皮鞋，也没有卖皮鞋搭售签名书。同样，余秋雨如果胜诉，法院判决的也只不过是余秋雨没有写过批“斯坦尼”文章，可他写过一系列的大批判文章，这只不过是减少一篇而已，何足补哉！　　 　　你要找朱永嘉，他不便也不会说的，除非法院找他当证人。我有时看到他或散步或买菜。他正在专心从事古籍注释工作，算是与专业对了口，有人将他做的工作比之为好似老和尚念经，完全是修心养身之道。但他毕竟还未看破红尘，有时也会发点牢骚，如谈到那位“一号种子选手”余某人时，他曾用不屑一顾的口气说：“我们当年看中的人，现在不也很红么！”　　 　　前天见到“任犊”写作组的一位成员，他提供了一些新的“任犊”文章系余某人所写的线索，你可找他聊聊，或许有新的收获。　　 　　祝你大捷！　　 　　也有的原写作组成员对我研究“余秋雨现象”颇不以为然，认为“你完全是圈外人，何必凑热闹”。下面是这位先生写的长信摘录：　　 　　远清同志：　　 　　信及文，均悉。谢谢！祝新年好。　　 　　……看来，你和肖夏林都怒气未消，还要穷追猛打。我奉劝一句：和为贵。我已渐渐看淡了远去的刀光剑影，当时闹得挺凶，过了若干年，只是泡沫而已。不必过于认真，大体明白就可以收兵了。中庸之道，是讲究一个度，超过限度就会适得其反，所以，凡遇纠纷，也要适可而止，不要往死里整。……　　 　　望多保重身体，少动肝火。　　 　　平安、健康就是福。　　 　　这封信语重心长，值得我参考。尤其是“和为贵”的建议很好，我后来之所以愿意放弃有胜诉的可能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字，就是本着“大体明白就可以收兵”的原则。但不是我把对方“往死里整”，而是他把我“往死里整”。我只不过以“文革”文学研究者的身份考证余秋雨在“文革”中用过什么笔名和写过什么大批判文章，对其作个案解剖，以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其中还对他说过不少肯定和赞扬的话，并批评了余杰、朱大可过于极端的说法，可他只取我说他“狡猾”这一点，把我告上法庭，扬言要我“倾家荡产”乃至“进监狱”，可见不是我跟他过不去，而是他大动肝火，一个劲地把我“往死里整”。我取“中庸之道”和他握手言和后，他仍“怒气未消”，重弹我“造谣”和“诽谤”他的老调，这就使我有必要向读者说明真相，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缘由缘由。其目的是告诉后人，余秋雨当年“闹得挺凶”的打连环官司一事，“过了若干年，只是泡沫而已。”　　 　　这时期还有不少好心的上海朋友劝我“和为贵”。如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开会时，一位该校中文系的博士生导师跟我说：“老古，余秋雨住在康平路大院，他有后台，你搞不过他的，和解算了。”　　 　　我听了后顿生疑惑：“文革”中余秋雨是康平路写作组本部的大红人，里面有他的房间和用来讨论大批判文章的办公室，想不到现在他又重返康平路（但不是住在大院），他真是什么时代都吃得开的人物。但我就不信邪，他有后台难道法院就不主持公道了？　　 　　另一位复旦大学教授说：“原‘石一歌’写作组副组长吴教授你认识，他也是余秋雨的好友，干脆请吴教授做鲁仲连，把你们的矛盾化解算了。”　　 　　我不想求人，特别是不想找多年未联系的吴教授，以免打扰他，另方面我觉得这位朋友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此外，我还接到不少上海的来信，其中也有一位上海某大学教授劝我“调解为上”：　　 　　古兄：您好！　　 　　寄上我们与曹文轩教授的合影，光彩太暗，只能算个意思吧！　　 　　您与余秋雨先生的事，容我多一句嘴，还是调解为上。毕竟“文革”时，秋雨先生还年轻，不懂事。再说，他当时也不是有意伤害人。他成名后，有人专揪住他这条小辫子，他十分恼火，亦属情有可原。不必揪得太紧。能恕则恕，孔子的恕道还是大有深意。当然，这次是他主动挑事，但我们下笔还是应该宽缓为上。　　 　　本人学出复旦，但与余秋雨先生确无任何关系。上述意见纯属一个局外人的个人看法。我会关注这件事的发展动态的。　　 　　祝顺利！　　 　　此封信说余秋雨当年“不懂事”，这未免小视了能担负起江青、姚文元、朱永嘉委以重任参与批判“斯坦尼”工作的余秋雨。说人们不该“专揪住他这条小辫子”，现在的问题是他不承认自己有“小辫子”。至于说“能恕则恕”，我完全赞成。我之所以在上海没有反诉余秋雨，告他捏造全世界都没有的《南方论坛》来加害于我，就是本着这个信条。现在的问题是他不对我“恕”，要把我“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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