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余秋雨打官司 严肃而又宽容的孙光萱(1)



  余秋雨在与余杰争论时,把自己当年参加“石一歌”写作组一事推得一干二净。在接见记者访问时他还表示,在“文革”期间写作活动问题上,“以我而言,要讨论也可以,跟我同一代人中,很多人都还在世,我们可以找出一个个的证人来,当面对证什么时间我在哪里,在干什么——但要跟相差几十岁的人讨论我自己三十年前的历史,不客气地说,我觉得像一个玩笑”。  

  正如王彬彬在《文坛三户》一书中说:“余秋雨这样说,等于是在向当年的知情者叫板。也许多少有些出乎余秋雨的意料,果真有人出来与余秋雨对证了。”  

  余秋雨当年在写作组的“同事”孙光萱站了出来,写了《正视历史,轻装前进》的长文在上海《文学报》2000年4月6日上发表。孙光萱再也看不惯这种做法,认为有必要向广大读者说明余秋雨说的不是事实真相。于是他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公布如下:“石一歌”写作小组不是学术团体,而是“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之一,余秋雨是这个写作组的重要成员,他于1973年离开后上调到更核心的写作班文艺组,担负着帮“石一歌”改稿的重任,同时还帮助姚文元修改其旧著《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做资料准备,余秋雨在粉碎“四人帮”后代表“石一歌”出访日本,其任务并不是他吹嘘的监督朱永嘉,等等。  

  余秋雨看了此文后,在2000年4月28日接受广东《南方周末》记者杨瑞春采访时,除了拒不承认孙光萱所指出的历史事实外,还口气十分强硬地宣称:他对于历史事实,从不谦虚;他一生中可忏悔的事情很多,但恰恰在“文革”期间最少。  

  记者又问:“对于孙光萱先生的文章,你有何评价?”  

  余秋雨答道:“不瞒你(指记者)说,当我在年轻人的文章中看到‘据当年同事揭发’的字样,闭眼一猜,第一个就是他。这次看到他终于站出来了,朋友们在电话里不禁哈哈大笑,历史总是那么幽默。一般读者也许会被他这一种过于戏剧性的出场所吸引,而细心的读者会产生一系列的疑问:他究竟是什么人?他承认自己从头到底都在‘石一歌’,是最老的资格,也承认我很早就离开他们了,又说我的问题是在离开他们之后,那他有什么证明资格?”  

  余秋雨这番话是站不住脚的。孙光萱后来担任清查包括戴厚英、余秋雨在内的文艺组党小组副组长,这怎么能说他“没有证明资格”?至于说孙光萱在“故弄玄虚”,其实,他说的事实真相均有时间、地点、人物,一点也不“玄虚”。另方面,也不是孙光萱“隐藏不揭发”,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余秋雨“健忘”,孙光萱只是提醒他不要对历史抱虚无主义态度。孙光萱只点到为止,还有许多真相他并未披露。孙的文章无疑打中了他的要害,余秋雨声称孙的文章一发表,立即使“余秋雨现象批判”走向“恶性”便可看出。以此推理,余秋雨当时的表情不该是“哈哈大笑”,而应是“哇哇大叫”。  

  孙光萱后来还在《山西文学》2001年第2期上发表长文《也谈“为文和做人的规矩”——余秋雨现象的一个核心问题》,说明余秋雨谈的所谓“文革”遭遇,经过“精心编排而又破绽百出,实在是太离谱了”。  

  孙光萱的文章发表后,文坛大哗,使余“拷问历史”、“拷问灵魂”的形象备受影响。但余不愿就此罢休,攻击孙光萱“戏剧性出场”是想借批名人出名。鉴于孙光萱主要是从事当代诗歌研究工作,一般读者不了解他,特将1994年百家出版社出版的《上海作家辞典》有关孙光萱的辞条节录如下:  

  孙光萱(1934—— ),浙江余姚人(按:与余秋雨同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附中,1956年进外交学院读书,1957年回华东师范大学附中任语文教研组长,1978年调上海教育学院,先后任中文系副教授、图书馆馆长,现为《上海教育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编审。1961年初开始在《文汇报》、《上海文学》等报刊发表诗歌评论和文学札记。主要著作有《抒情诗的艺术》(与人合著)、《论贺敬之的诗歌创作》(与人合著)、散文集《诗与人生》。  

  孙光萱后来还出了《诗歌修辞学》(与人合著)、《诗海拾贝》等著作,并和公木一起主编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新诗鉴赏辞典》。由此看来,余说他名不见经传,是不确切的。在《余秋雨访谈》中,余还挖苦孙光萱“没有上过大学”,按余氏的说法这纯属“捏造事实”,因孙光萱在北京上过“外交学院”,只不过是未读完就回上海罢了。  

  余自以为上过大学就了不起。可他这个1968年毕业的大学生,上学时不是碰到“四清运动”,就是遇到倾盆大雨的“文革”。这种大学生,当时除学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外,还能学到什么东西?他还挖苦孙光萱是“自学成才”写评论,孙光萱自学成才难道就低人一等吗?余不从本质上回答孙光萱披露的一系列要害问题,只从其“证人”身份——这回又回到“文革”中流行的“出身论”(即不是大学科班出身)去大做文章,这不正就好像有人指摘“余秋雨没有博士学位却去担任博士生导师”一样可笑吗?  

  对孙光萱的文章,香港散文家董桥发表了题为《一篇讲真话的文章》,认为孙光萱写得“重要、诚恳、动人”,并说“我跟余秋雨是朋友,希望他打破心理关口,正视真相”。王彬彬在《文坛三户》一书中对此也有极到位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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