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前细妆



  在很长一个时期,西班牙人成批地到一个废弃的宫苑门口久久排队。好不容易放进去一批,便在荒草、瓦砾中艰难行走,去寻找一座座神秘的庭院。后来,欧洲人也来排队了,美国人也来排队了,有些著名作家还想方设法在里边住一阵,全然不怕无月的黑夜野猫和碎瓦一起堕落在荒草间,而手边又摸不到烛台。

  一年年下来,有关当局终于下决心,投入漫长的时间和大笔的经费来清理这个宫苑。一旦清理立即被公认为世界第一流名胜,当年康有为先生旅行欧洲,特地辛辛苦苦到西班牙南部来看它,看完写诗惊叹它的土木建筑水平,我们中国很难比得上。

  这便是阿汗拉布拉宫。

  今天我们一行来到这里,首先惊诧它的巨大。一层层进去,对于能否在一天之内走完它已失去信心。我一次次找岗楼边的墙根坐着休息片刻,先看宫墙外山岩绝壁之下雾灰色的城市,再转过身来看树丛中迷了路的各国旅行者。几百年过去,密如蜘蛛网的现代城市街道却不会迷失,仍然迷失在这山顶老宫的颓废中,真是奇怪。

  其实,它更加巨大的是精神背景。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在这里对峙了几百年,这是人类两大文明的伤心地。

  伊斯兰文明从公元八世纪从北非进入欧洲,在这里建立了著名的摩尔王朝。当时他们无疑是先进文明的代表者,不仅带来了新的农业技术,而且发展了数学、医学、地理学,连古希腊文献也在这里获得了良好的保存和译述。

  摩尔王朝统治这方土地七百余年,早已血缘相混、语言相溶,他们压根儿没有怀疑过统治的合理性。只有早年的历史记载才告诉他们,自己的祖先当初是如何从北非漂泊过来。

  然而,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人没有忘记,他们从一开始就酝酿着收复失地的运动。是这个运动提醒了摩尔人,事情有点麻烦。当时摩尔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比西班牙人强大,因此有恃无恐,但那种深埋于土地深处的种子有的是时间。

  一百年、一百年地悄悄过去,北方的政治势力此起彼伏,收复失地的运动渐渐拥有了自己的领袖和据点。最后,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军事行为。摩尔人终于发现,自己已被包围,包围圈越缩越小,不可突围。

  这儿的人要算几百年前的旧账了,最宽容的方案是自动离开。但摩尔人并不是刚刚来了几十年,还能找到出发的地点,而是早就在这里代代生根,已经不知道天底下何处可回。于是,雄健得不受地域限制的祖先造就了一批没有地域安身的子孙,凄怨动人,着实可怜。

  最惊人的事情,是西班牙人打下了南方的绝大多数地方,只剩下格拉纳达一座孤城,而这场包围居然延续了两百多年!

  历史学家们提出过很多理由解释这场包围延续如此久远的原因,而我感兴趣的则是这两百多年两方面的文化心理走向。

  摩尔人当然开过很多会议,动过很多脑筋,想过很多活路,但在无数次失败后不得不承认,这是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最后一个王朝。

  这种绝望在开始阶段是悲痛和激愤的,但时间拖得太长,渐渐趋于平静,而绝望中的平静是美丽的。

  阿汗拉布拉宫,就是在绝望的平静中的精雕细刻。因此,它的一切讲究都不是为了传代,更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进入了一种无实利目的的境界,这种境界纯净得如山间清烟,雪原散弦。

  我想,最准确的比喻应该是死前细妆。知道死期已临,却还有一点时间,自己仍然精力充沛、耳聪目明,于是就细细装扮起来。早已不在乎明日,不在乎观者,不在乎评论,一切只给自己看,因此把最精微的心思也一丝不苟地投射其间。脸上没有泪痕,也没有笑容,既然毫无功利也就毫无情绪,只剩下最女性化的操作技术。

  什么时候,包围的敌军会把这一切烧毁、砸碎,甚至将我们的鲜血喷洒在上面呢?这个时间很可能是明天,也可能再过百年。不管了,只顾一点点建造,一点点雕刻。这种心绪在世界各个宫殿间我没有体会过,惟有在这里体会了。

  一种无实利目的的生命倾泻,一种不考虑时间逻辑的审美创造,是西班牙南部的特产,我看与这两百多年密切相关。

  且来看看城外。

  数百年收复失地运动的悲壮,先驱者抛掷生命的历史,使包围者们对格拉纳达城有一种潜在的敬畏。其实已经很容易攻下,但还是谋划长久、发兵数万,甚至御驾亲征。

  亲征的御驾是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尔女王,他们的联姻推动了西班牙的统一,现在剩下格拉纳达是统一的最后障碍了。在这件大事上伊莎贝尔充分展现了她惊人的魄力和才智,一方面利用格拉纳达王国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各个击破,一方面又动员各地力量投入战争,甚至为了军费不惜典押自己的金银首饰。更令人佩服的是,在如此繁忙的前线营帐里,她还接见了一位希望获得远航支持的意大利人,他就是哥伦布。

  伊莎贝尔显然已经预见到破城后西班牙统一的必然,因此正在忧虑当一个多年追求的目标达到之后的下一步出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从哥伦布的滔滔陈述中看到了浩淼的前途。她给了这位到处求告无门的航海家一种信任的目光和语调,航海家走出营帐时举头四顾,已明白自己的归属。

  此时,在格拉纳达城内,雕栏画栋正簇拥着一个年轻的皇帝,他叫阿卜迪拉,有些中国书翻译成阿蒂儿,更显其小。他父亲因爱上了一位基督徒而被废黜,自己即位后就面临着如此危局。父皇的荒唐在于用爱情背叛了政治,明明满城人民要他举起伊斯兰的旗帜来对抗城外,因为此外再也没有别的旗帜可举,而他却把爱交给了城外的宗教。阿卜迪拉不知道父亲这么做究竟是算和解、突围,还是投降,只可怜自己不明不白地当上了替罪羔羊。但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父亲,他对自己的职责也就认真不起来了。如果他有更多的学识,又会进一步知道连父亲的不认真也来自于历史的必然,而不是偶然的个性。历史留下了太多交融的缝隙,使一切冠冕堂皇的对仗全都成了自欺欺人的表面文章。

  这一切其实决定了阿卜迪拉的最终选择:弃城投降。因此费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密密层层的营帐顷刻失效。西班牙人认为是上帝赐予的奇迹,数万人听到消息后立即齐刷刷地跪于城下向主谢恩,而实际上,真正需要感谢一声的倒是那位明智的年轻君王。他不可能力挽狂澜,但如果头脑不清,或想摆弄几个英勇的身段,也完全有可能导致对峙双方大量生灵死亡。

  年轻的皇帝找了一个边门出宫,走到远处一个山冈上又回头眺望,不禁暗暗垂泪。据说他母亲当时在边上说:“哭吧,孩子,一个男子汉守不住自己的功业,应该流一点眼泪!”

  一个王朝,一段历史,居然结束得这样平和。因此,连阿汗拉布拉宫里最细微的花纹直到今天还在完好无损地微笑。我觉得,正是在这里,失败了的伊斯兰文明表现出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美好。

  那一天,是一四九二年一月二日。

  半年之后,哥伦布的远航船队出发。西班牙开始谋求自己新的形象。

  历史上有一个说法,年轻的皇帝阿卜迪拉弃城出走时对胜利的基督徒提出一个条件,把他出走的那扇边门立即用墙砖封上。我在宫墙四周细细寻找,想找到那扇被封住的门,但宫墙太长,我又缺少线索,连一点可疑的痕迹都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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