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卡夫卡曾如是说：“他们面临选择，是成为国王还是成为信使。出于孩子的天性，他们全都要当信使，所以世界上尽是信使。他们匆匆地赶路，穿越世界，由于不存在国王，他们互相叫喊着那些已经失去意义的消息。他们很想结束这种可悲的生活，但由于职业誓言的约束，他们不敢这么做。”
　　这是一个典型的卡夫卡悖论，也是所有渴望拥有灵魂生活的人——尴尬的人的写照。“孩子的天性”是什么？是自由的天性，是追问的天性，是渴望互相靠近、互相温暖的天性。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这样一份天性，这是支撑着每一个人心灵大厦的支柱上都铭刻着的文字。
　　“国王”是什么？是约束，是禁锢，是自由的对立，是孤家寡人，是大孤独，是貌似大自由其实是大不自由的孤独。
　　因此人们在面临做国王还是做信使的选择中，人人“出于孩子的天性”当然都愿意成为自由的信使。他们借匆匆地赶路，靠近他渴望靠近的心灵，来表现他的自由。
　　遗憾的是，由于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信使，因而就没有了国王。
　　没有国王，这个世界便没有国度；没有国度，这个世界就没有了信的送达地。
　　没有国王，这个世界同时也失去了评判这个世界是与非的标尺。没有了是与非，因而每个人手中那封信中的信息便又成了无法解读的天书！
　　因此，生活的无意义感、虚无感、荒诞感就都这样诞生了！
　　人人都说“情到深处人孤独”，谁知像卡夫卡那样，思到深处人也会孤独！
　　卡夫卡的一生其实就充满了这样的悖谬。
　　卡夫卡渴望爱情，也曾希望成立家庭。他曾与两位姑娘相爱，一生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直到41岁离开人世依然孑然一身。为什么呢？卡夫卡认为，一个人“除了精神世界以外，别的都不存在”。他虽然渴望异性给自己带来温暖，但更害怕因异性对自己生活的完全闯入而失去独自拥有的精神空间。
　　卡夫卡极为厌倦自己在保险公司办公室的工作，诅咒“这不是工作，而是腐烂，我坐在办公室里，没有一点幸福感”。卡夫卡称办公室的自己是一位“被判了刑的人”，他认为职业将“活生生的人变成了死的、毫无变化能力的档案号”。这样的对职业的厌倦感在他的《变形记》中已得到了极力的宣泄——公司职员格里高尔荒诞地成了一只令同事和家人恐惧的甲虫！可保险公司的真正的卡夫卡怎样呢？卡夫卡异乎寻常地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在保险公司工作十五年，从未与同事红过脸、与上司发生过冲突，这岂不又是一个悖谬！
　　卡夫卡对此自然有他的解释：“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建立在我们的惯性和需要安静这两点上！”在卡夫卡看来，“我们都是秩序与和平的破坏者，这是我们的原罪”。卡夫卡以他在同事与上司面前表现出来的温良谦恭为自己的原罪赎罪，这又似乎与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深深的宗教情结有着深刻的关系。亚当与夏娃就是因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智慧果，而破坏了伊甸乐园的秩序从而失去了天堂。
　　不过，我们还是注意到，精神的卡夫卡既没有生活在爱情中，也没有生活在办公室中，那么他生活在哪里呢？
　　他生活在思考与写作中！他说：“写作就是祈祷的一种形式。”思考与写作为他营造出了一个精神的城堡，在这个城堡中他觉得“没有走出城堡的必要”。因为他认为“人际关系就是祈祷关系”，既然写作也是人祈祷中的一种，那么他就能从写作这种祈祷中获得与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中的人的平衡。
　　世人都对卡夫卡生前不愿发表作品感到难以理解，更对他一定要焚毁自己的一切书稿包括信件的遗嘱感到费解。其实读懂了卡夫卡的人，也就不会费解了。卡夫卡曾说：“凡是具有真正的、耐久的价值的东西，都是来自内心的礼物。人不是从下往上生长，而是从里向外生长，这是一切生命自由的条件。这个条件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气氛，而是不断地通过斗争争取的对自己和世界的一种态度。有了这个条件，人就能自由。”
　　由此可见，卡夫卡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流传于世，并不是他对自己作品的艺术价值不够自信，而是他将自己的作品看作只是献给自己的“内心的礼物”，所以他的作品不是献给这个世界的什么偶像的祭品，自然也无意于让这些作品成为他死后的纪念碑。
　　卡夫卡的一双慧眼，洞察到了人生的虚无及人生无处不在的悖谬。不过，更可贵的却在于他并没有因此而悲观。他希望毁弃自己的一切作品，去世的前三个月却还在创作小说《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临终前仍在修改短篇小说集《饥饿艺术家》。再次捧读自己昔日创作的《饥饿艺术家》时，他竟情不能自已，泪流满面。
　　为什么？他曾说：“我不在这里抛锚，——就马上感觉到周身浪潮起伏，浮力陡增！”在通向自己的彼岸精神圣殿的航程上，卡夫卡认为自己永远不能抛锚！抛锚就意味着死一般的沉寂。
　　一个永远不愿抛锚的水手，一个永远在寻找信件送达地的痛苦而又快乐着的信使，这就是卡夫卡！
　　今天的我们，面临的人生困境又何尝不是卡夫卡所面临的人生困境？
　　不过，芸芸众生，渴望拥有卡夫卡那顶文学大师桂冠的人肯定为数不少，但愿意成为卡夫卡笔下那样“痛苦而又快乐的信使”的人又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