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1期
何谓北大精神
作者：余 杰
北大学子对周星驰的崇敬超过了对他们的校长的崇敬，超过了对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的崇敬，也超过了对大多数到北大的世界各国政要的崇敬。当他走上百年纪念讲堂的讲坛的时候，上千名青春学子已经翘首以待多时了。尽管周星驰的国语说得并不流利，他的口才也远远比不上电影中的那个配音演员，但是挑剔的学子们却原谅了这一切。应一名提问学生的要求，周星驰和学生们一起背诵被女生们称为“爱情圣经”的那一段《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意外的是，连周星驰本人也记不清楚这段“名言”，他刚说了第一句就接不上第二句。而台下的学生们却倒背如流，齐声朗诵，仿佛当年朗诵毛主席语录的红卫兵。香港的无厘头文化，能够在遥远的北大校园内激起波澜，的确出乎严肃的学院派们的意料之外。
北大因为接纳周星驰而受到不少严厉的批评。在传统媒体和网络上，关于“北大堕落”的说法不绝于耳。然而，作为近年来一直对北大持尖锐批判态度的北大学子之一，我却对这一次的批评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我看来，金庸与周星驰以自身的文化创造，已经成为通俗文化中的“经典”。不管某些“严肃人士”如何不以为然，他们都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千家万户，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和观众。当然，并不能说读者和观众的数量就与作品的精神价值和艺术含量成正比，但是他们的作品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众多的受众，人们在阅读和观看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体现出了怎样的一种社会心理，这些都是应当关注和研究的文化课题。如果像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都以自命清高的姿态，拒绝面对传媒时代的诸多大众文化形态，学院与民间的沟通从何谈起呢?那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状态，那种惟我独尊、固步自封的心理，才是对北大自身学术传统的背弃。
北大的学术传统是什么呢?蔡元培先生说，北大应当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的“大肚能容”，“容”的不仅仅是高深莫测的，故纸堆中的学问，而且应当包括对当下的、现实的、世俗的文化形态的关注、搜集、整理和研究。在如火如荼的“五四”时代，北大的一批人文学者就曾经致力于搜集和研究民间歌谣和通俗歌曲，并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那时候起，北大的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化的研究就在全国学府之中独领风骚。今天，北大接纳以金庸和周星驰为代表的武侠作家和电影明星，也正是对自身传统的一种呼应和继承，体现了北大对中国目前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生态的深切关注。与高高在上的严肃文化相比，通俗文化构成了不可或缺的另一极。对通俗文化的研究，对于透视民众的心理状况、把握时代的发展脉络、描绘一幅完整的当代文化“地图”，都是至关重要的。
你可以不喜欢金庸的小说，也可以不喜欢周星驰的电影，作为一名普通的受众，你可以对其不屑一顾；但是，作为文化研究重镇的北大，却不能对这类影响巨大的文化现象视而不见。北大对金庸和周星驰的关注，是北大“拆除门槛、有容乃大”的表现。与之相似，美国的电影明星和体育明星，也频频登上哈佛、耶鲁等名校的讲坛，他们并没有降低这些名校的学术水准、危害这些名校的学术声誉，相反，他们给大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带来了新奇的观察视角。打破象牙塔的封闭，改变俗与雅的对立，不仅拓展了学术研究的领域，更重要的是推动了观念的创新和思想的自由。
北大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思想库”、乃至于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象征，正是因为它的自由、民主的学术品格和宽容、多元的学术平台。真正有生机和活力的学术，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真正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文化，是多元共生、相辅相成的文化。假如长期固守“精英”的姿态，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理拒绝接受新兴的文化资源，北大不仅不会保持其“纯洁性”，反而会丧失其内在的发展动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源头的活水，哪里来汩汩的清泉?
近年来，北大确实遇到了危机和挑战。北大真正的问题是越来越忽略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虽然它们曾经给北大带来崇高的声誉，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它们的研究成果暂时不能转化为“第一生产力”。某些急功近利的教育官员一味强调“创业”——也就是立竿见影地赚到大钱。所以，他们大办工商管理、计算机、生物等学科，而让无法赚钱的文史哲、数理化等学科“自生自灭”。然而，大师和大思想家都是在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中产生的，他们的出现，对于北大乃至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北大最大的危险在这里，在这“众生喧哗”的背后——对北大的批评，理应在这个层面上展开。北大的讲坛上出现过金庸和周星驰，北大的学子迷恋这些通俗文化的“英雄”，只是几个热闹一时的新闻事件，给寂寞的媒体提供了“话题”，它们并不能改变北大深层的、内在的精神气质。
(选自2002年第3期《同舟共进·文化广角》，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