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走上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后家喻户晓，成了“老少通吃”的明星学者。前几天，易中天来上海，记者在他下榻的衡山饭店等候。易教授戴着墨镜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如大明星的做派。我们开玩笑说，好像没有哪个学者需要戴墨镜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吧？他一边摘下墨镜，一边无奈地说：“我已经没有人身自由了。” 　　确实，易教授的上海行在上海也刮起了不小的“易旋风”。他在上海书城为“品读中国书系”签名售书时，整整4小时，签名签到手酸。场面火爆令人叹为观止。第二天他在上海图书馆作题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品读三国及其他》，老少书迷把报告厅挤得无插足之地。最后，易教授还让出了自己的主讲人座位，站着给大家上了精彩的一课。此举赢得全场的热烈掌声，在广大读者心中，无疑又加了不少分。 　　稀里糊涂当了明星，不自由 　　问：当明星的感觉怎么样？ 　　易：不好，不自由。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前几天在厦门和太太一起去看电影《南极大冒险》，怕引起麻烦还特意挑选了早场。谁知道，电影院里一共才八个人，四个人就把我认出来了。 　　我现在经常会收到电子邮件、帖子还有来信、电话等等。我确实非常的抱歉，现在我已经不接电话、不看信、不看邮件、不上网，这些工作只好交给我太太去做。我回家以后就把手机交出来，由她代接加重了她很多的负担，但是我实在忙不过来。 　　问：您觉得一个学者被明星化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易：就个人来说，你看你需要什么利。坦率地说成为这样一个人物的话，钱肯定是多了，借钱的人也多了（笑），弄不好还被贼惦记了。但是就生活而言，真的是弊大于利，因为你不得安宁了。其实作为一个学者还是喜欢过安安静静的生活，在自己的书房里面，哪怕这个书房不大。但是四周放着都是自己喜欢的书，很温馨、闲适，我可以睡到自然醒，起来以后喝自己喜欢的茶，写一点东西，这是我们这类人最愿意过的生活。 　　问：当时答应中央电视台上“百家讲坛”主讲是基于什么考虑？ 　　易：也没什么考虑就稀里糊涂答应了。我这人不看电视不上网，但是“百家讲坛”我是知道的，就是借助电视媒介讲学术话题。我觉得，第一，电视对我来说不陌生，以前我在凤凰卫视的“纵横中国”做过谈话节目；第二，对讲坛我也不陌生的，只是换了个“课堂”而已。我就说，行啊。不过第一次上电视讲的时候还是没有经验，感觉比较模糊。第一讲是《曹操之死》。后来就好了。 　　《品三国》竞标，是首创 　　问：为什么要采取竞标的方式来给《品三国》书稿找出版社？这在全国出版界好像还是第一次。 　　易：是啊。“品三国”播出以后在社会上反响强烈，很多出版社都表达了希望能出版这部书的愿望。据初步统计，表达过意向的出版社有35家左右。我感到有压力，这其中有老朋友，比如，上海文艺出版社，我的第一本专著《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纲》就是他们出的。也有新朋友，香港三联、东方书局都是很好的出版社。想来想去，干脆还是招标吧，大家公平竞争。 　　问：这样操作会不会有炒作嫌疑？ 　　易：当时我们出于综合考虑。应该说，没有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就不可能有这本书。所以，我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决定联合作为招标主体，挑一个强势出版社，强强联合，实现三赢局面，创造新闻出版和文化产业的新模式。之所以采取招标形式来选择出版社，还是希望把书做好。既然打算走向市场，就要按市场的形式运作，彻底市场化，公平竞争，这样公平、公正、公开？ 　　问：那事先你们有没有定标？整个招标工作怎么进行？ 　　易：我们是无标的竞标，不设门槛，面向全国有意向的出版社。竞标定于5月22日下午两点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到场的出版社可以参加竞标，可以只观摩不竞标，也可以当场决定竞不竞标。我觉得将来畅销书就是走这条路。整个竞标主要是三项数字：版税、初版印数和保底销售数。由北京市公证处全程公证，当场唱标。 　　问：这些项目先看什么后看什么？如果出现数字相同的情况怎么办？ 　　易：这三个项目应该是有考虑先后次序的，这个我没得到授权不能说。如果出现数字相同的情况，最后由竞标委员会定夺。 　　问：您心里有底价吗？如果低于市面上的行情怎么办？ 　　易：没有底价。如果招标的结果低于行情，我们也接受。 　　问：您的书稿都要竞标挑选出版社，而有的老专家一辈子埋头研究，到头来连出本书都难，这公平吗？ 　　易：什么叫公平？我觉得很公平。很多专家学者，他的著作本来就是给圈内同行看的，对他来说，是公平的。我本来就是服务大众的，虽然我也有写给圈子里的小众看的书，比如《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纲》只印三千册，还有《艺术人类学》。不过，这两部书出来后，我就决定改弦易辙了。你写给小众看，就要付出代价，就是要面对出书难、印数不高的问题。而我现在也是付出代价的，我失去了人身自由，还要招骂。 　　问：您现在这么火，也招来不少不同的意见，您在乎吗？ 　　易：我无所谓在乎不在乎。无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都要付出代价的。代价的大小，不是你自己想象得出来的，而是需要事到临头才去面对。我觉得，人生的路只有两条：一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一是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我选前者，宁可别人说，不能自己说。至于别人说什么，我没法掌控。 　　明年2月28日，退休了 　　问：走上“百家讲坛”面对全国几亿观众，是不是借强势媒体比较容易出名？ 　　易：无论哪种类型的学者，成名绝非目的。我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成果尽可能地服务于人民大众，让大家共享。学术是个好东西，好东西就要大家分享。电视又是个传播面广的好媒体。不过，“百家讲坛”引起轰动确实是意料之外的。 　　问：您现在很红，有“明星学者”之称，余秋雨先生也是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明星，您觉得你们俩走的路一样吗？ 　　易：我不知道余秋雨是不是靠电视走红的。我觉得他出名还是那部《文化苦旅》。他是散文，我是随笔，接受群体虽然有交叉，但还是不一样的。 　　问：现在您北京、厦门两地飞，还有时间给学生上课吗？ 　　易：上啊，主要带博士生。“品三国”才刚开始，讲多少还不知道。每一集我要准备四五天，每个月要讲四集，这样就二十天了。2007年2月28日，我就从厦门大学退休了。 　　问：您说，好东西要大家分享，那这对您个人的学术研究是好事还是坏事？ 　　易：我给自己定位：我不是专家型的学者，我就是一个探路人，是“扫雷”部队的，随时准备牺牲。我希望能够实现传统和现代的对接，要让传统的东西被现代人接受；要实现学术和大众的对接，这要有人“以身试法”。电视和学术的对接是有风险的，做得不好，电视失去观众，学术失去了品位。文史哲是人文学科，以人为本，以人的幸福为我们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总有一部分人要直接为当下活着的人服务，我们很多学者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当然，还有一个合适不合适的问题。 　　问：从“百家讲坛”的走红，是否意味着我们更需要做文化普及工作？ 　　易：请注意，我从来没用“普及”这个词，而是“对接”。听众的定位是需要有一定生活阅历和文化的。我没想到会有一大群年轻人喜欢。有年轻人喜欢就是实现了对接。 　　问：听说喜欢您的读者从8岁到80岁都有？ 　　易：是的，他们说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这应该是我们本来的追求目标。 　　问：有没有做过“下课”的准备？如果有一天不红了，您会不会感到失落？ 　　易：我随时准备下课。对我来说，这么“红”非意料中的，就好像天上掉馅饼，本来也没打算有这个“馅饼”，何况我还已经咬了一口，已经赚了。 　　如果是硬伤，认错好 　　问：电视让全国人民知道了“易中天”这个人，您现在还看电视吗？ 　　易：电视还是不看。但我自己节目看的，主要是挑毛病，先挑自己的，再挑编导的。 　　问：一些人对您引用现代词汇的“说书”式的讲座方法有不同意见，甚至有评论说“误人子弟”和“满嘴跑火车”。面对那么多的批评，您怎么看？ 　　易：我欢迎批评，尤其是欢迎那些充满善意、实事求是，充分说理的批评。现在表达意见的渠道很多，有各种形式，打电话的，有写信的，有向记者发表谈话的，也有在网上发帖子的。一个节目播出来以后，所有的观众都有权利评头论足，说三道四，这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我原则上只对正式的批评作出回应。 　　问：怎么看待余秋雨在青歌赛点评时读错字的事？ 　　易：我也是听别人说起这事，就专门查了一下。“仁者乐山”的“乐”确实读yao(去声)，是喜爱的意思。在美学界普遍把这个字念作le(去声)，连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都没有注出来，一些权威的书也是翻译成“快乐”的。这个字太生僻，念错也未必就是大不了的错误。 　　问：您在电视上出过错吗？怎么处理？ 　　易：我也有，譬如把（juan）城，念成zen城。有观众指出来，我发现确实读错了，特地重新录音，还向他道歉并致谢。对这类问题，我认为不是多大的错误，如果是硬伤，还是认错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