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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震预警史
作者：钱 钢
预警简史
汶川8级地震，震动世界。这场在无预警状况下发生的浩劫，引起公众质疑：汶川地震为什么未能预报？汶川地震为什么没有预防？
汶川地震，也使我心中充满疑云。汶川地震发生前，到底有没有与地震发生实况接近的短期预测或临震预测意见？更重要的是，汶川地震前，地震界和政府到底曾有过什么样的沟通和互动？这一地震，是否完全没有预警的可能？
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破坏性最大的12个地震和相关地震预报情形如下：
本文将论及科学范畴的“地震预测”，但探讨的中心，是须由政府、科学界、社会三方合力达成的“地震预警”问题。在最终能够使用确凿数据，准确判断汶川地震前设防决策的得失之前，笔者从灾害史和危机管理研究的角度，梳理与地震预警有关的史料与观点，作为深入探究的预备。
69号文件：国家级预警
1950年察隅8.5级大地震发生在中国和印度边境地区，烈度高达12度，印度称为“阿萨姆邦地震”。因信息闭塞和科技水平落后，中国政府将它看作异国地震，还曾援助大米给印度。
1966年，距北京不足400公里的河北省邢台发生强烈地震，8000多人死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科学界提前解决外国从未解决的地震预报问题。地震预报工作在邢台仓促上马，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在震区调查前兆现象，产生朦胧的认识，并立刻应用。在7.2级地震发生后仅仅4天，竟然成功预报了一个6级强余震。
自1966年始，中国进入为期10年的强震活跃期。1970年初，云南通海发生了7.7级大地震。这个完全没有预警的地震，导致15000多人死亡。地震工作加速发展，国家地震局开始筹组（1971年8月正式成立）。
中国政府当时对地震预报的成功抱有急切期待，计划三五年内在重点地区实现5级以上地震短期预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填西江月词四首，献给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其中有“当作帝修看待，大家擦掌摩拳。集中力量将敌歼，敢向地球开战！”的词句。
1972年，第二次地震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兵种联合作战”的地震工作方针。形势逼人。1973年2月，四川炉霍发生7.9级地震，2000余人死亡；1974年5月，云南永善发生7.1级地震，1500多人死亡。两个地震均无预报。与此同时，华北的东北的地震前兆观测，发现了令人警觉的迹象。
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中国科学院根据会商意见，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下发第69号文件，向若干省市通报震情。
这实际上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国家层级的地震中期预警，预警地域包括了首都圈在内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当时中国地震预报起步不久，依据李四光的构造理论和地震活动现象，地震工作者判断华北及渤海地区正在孕育大震。对一二年内可能发生地震的估计，有一定准确性。虽有人提出“华北已积累七—八级地震的能量”，但并没有人预测到会接连发生海城、唐山两个强烈地震。这种情况下，文件依据多数人“今明年内有可能发生5—6级地震”的分析，要求七省（自治区、直辖市）“防备6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提出“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6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决定加强地区间协作，成立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简称“京津唐张”）协作组与渤海地区协作组，共同监视近一二年内可能发生的大地震。
有人根据地震科学的“时间、地点、震级”三要素标准，认为69号文件转述的地震预报意见，水平并不高：地域太宽，对震级的估计偏小。但从危机管理的角度看，69号文件启动了有巨大减灾实效的预警。它下达后，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大地震活动确实活跃起来，七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强烈地震的袭击或波及。
较大范围的中期预警达到三个效果：各级政府开始应急准备；专业地震工作者和群测群防队伍开始密切监视地震前兆信息；公众开始接受广泛的地震和防震知识宣传。海城地震的预报和预防，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
三种命运：海城，唐山，松潘
1974年底，渤海地区协作组工作范围内，出现地下水、动物行为等多项宏观异常。辽宁省委决定，防震工作由省委直接指挥。1975年1月16日，震前20天，国家地震局提出了“辽东半岛地区，特别是辽宁南部，可能孕育着一次较大地震”的短期预报。
据海城地震当事人回忆，69号文件下达后，仅辽宁南部地区就建立了群众测报网点2600多个，参加测报的人员4000多人，放映地震知识电影600多场，发放地震知识小册子15万册。在海城地震发生前的三个月，辽宁全省有1800多起宏观异常现象被报告，为地震工作者的判断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
2月1日后，营口、海城两县交界处出现了类似邢台地震的小震密集现象。2月4日凌晨，省地震办公室向省委、省政府提出明确的临震预报意见。2月4日上午10时30分，省政府向全省发了电话通播，发布了临震预报。工厂停工，集会取消，救援队待命。当时正是严冬，政府命令“人离屋，畜离圈”。当晚7时36分，强烈地震在海城发生。根据当地人口密度和邢台、通海、唐山三个地震的平均伤亡率推算，如不设防，地震将造成5万人以上死亡。而海城地震实际死亡1300多人。预警大大减轻了人员伤亡。
辽宁省委在1975年2月4日早晨的地震报警决定，是在民众已有一定思想准备，地震的前兆信息特别是前震活动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做出的，但仍不无冒险性质。成千上万百姓在寒冬被动员出住所，而大地震竟果然在数小时后“准时”到来。
海城式的地震预警，不是孤例。1976年5月29日，发生在云南龙陵的强震再度被成功预报和预警。
也就在龙陵地震被准确预报之时，地震界正在全力捕捉另两个可能的大震——即此后三个月之内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和松潘、平武大地震。
唐山地震预报和松潘、平武地震预报，两者有密切联系。69号文件启动中期预警后，包括唐山在内的华北地区有过广泛的防震宣传活动。但在地震发生前数月，地震工作者判断与争论的焦点却集中在北京这个高度敏感的地点。1976年4月，内蒙古和林格尔、河北大城先后发生6.3级地震，使关注华北震情的科学工作者陷入困惑，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形势的判断出现分歧。与此同时，四川震情紧张。国家地震局调集包括北京、河北在内的地震观测队伍入川，捕捉临震信息。这在客观上削弱了“京津唐渤张”的监测力量。而四川发布短期预报后出现的地震恐慌，又使首都圈的地震短临预报变得十分棘手。
唐山地震前，“唐山”这个地点确在地震工作者监视范围内，但他们监视的焦点是北京。1976年五六月，北京以东地区异常日趋明显。7月初，一系列异常引起北京市地震工作者警觉，做出了“从今年下半年起，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的判断，并向国家地震局告急。7月26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人员与北京市地震队会商，未形成一致意见。在首都圈地区，能否公开发动群众防震，成为问题关键。会商时有人以四川已经出现的动荡为例，认为北京的预报要慎重。7月27日，国家地震局领导听取预报人员汇报，决定用一周时间做准备，圈出危险区，派队伍去“抓地震”。仅十几小时后，7.8级地震在唐山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