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万岁”故事
作者：雷 颐
在乍暖还寒的上世纪70年代末，那在全国上下早已响彻云霄，终在“文革”十年达到狂热顶点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虽正缓息，但余音未尽，“声”犹在耳，此时历史学家王春瑜先生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发表了《“万岁”考》一文，对“万岁”一词追根溯源。此文虽引经据典，却毫无所谓“方巾气”，所指紧扣现实，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这篇文章不长，却是功力、学识与才情皆具的佳作，而作者的胆识和勇气则更令人钦佩。当然，不是“过来人”恐怕很难想像当年发表这篇短文所冒风险之巨，大概也很难理解为何如此一篇短文彼时竟能引起那样的“轰动效应”。
“万岁”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据王先生考证，在汉武帝之前“万岁”字眼虽也常从帝王和臣民的口中出现，却不是帝王的专称。是汉武帝巡幸嵩山和芝罘山时，制造了“山呼万岁”的神话，“万岁”始成封建帝王的专称。不过，皇帝“称万岁之制”及相应的“大不敬律”却不载历代律法条文，是用不成文法固定下来的。“而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不成文法比成文法更厉害百倍”，偶有“大不敬者”，自是“严惩不贷”。百姓当然深晓此中利害，“甚至供上一块‘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的牌位，以表示自己对皇帝的所谓耿耿忠心，就是明证”。
一
及至辛亥军兴，共和肇建，“万岁倒地”。
1947年，著名作家张爱玲创作了电影剧本《太太万岁》，文华影业公司将其拍成电影上映。这部讲述小市民生活的喜剧，初映即大获成功，赢得了票房的肯定。小市民男男女女的庸俗生活，竟然也可冠以“万岁”，“万岁”已失去其“神圣性”。
不过，喊了两千年的“万岁”毕竟传统悠久，影响仍大，并不会轻易绝迹，所以数十年后才又复燃。当然，形式并不完全一样。此即“新儒家”所谓“传统的现代性转换”欤？这种“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又带来何种后果？在在均令人反复琢磨。
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雪峰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1998年第4期回忆说，1966年4月“第二杭州会议”（亦称“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彭真受到点名批判。会后，由他与宋任穷将彭“押送”回京。不久，中共中央就正式通知由他接替彭真的工作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在5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代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刚开始讲，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尽管是他第一个喊“万岁”，但此时无济于事，终未能摆脱首批被打倒、惨遭十年残酷迫害的命运。
不知彭真这第一声“万岁”是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喊出的，他很可能不会想到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这“第一声”为何能迅速传播开去，引起强烈共鸣，不仅持续数十年之久，而且“愈演愈烈”，达到全民必喊，甚至一天数次的程度，否则就是“忠不忠”的态度、立场问题，直接关系到身家性命；而且，如此重要之事却也是“不成文法”，且比许多“成文法”更加“厉害”……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思考的问题。看来彭真后来深知此中利害，所以在遭到陷害的最后时刻，只能以历史上是他最先喊“万岁”来辩诬，表明自己的忠诚，证明自己的无辜。
被拿来为“文革”祭旗的老共产党员邓拓，1966年5月17日夜以死解脱之前，在给“组织”的遗书中写道：“我对待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邓拓全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1968年年末，中央专案组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逼迫“文革”一开始就被批判、打倒的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交代所谓刘少奇勾结国民党CC派特务“阴谋消灭苏区、消灭红军的反革命勾当”。因为翦在1936年曾参与国共两党“南京和谈工作”，而指导共产党方面和谈代表的，就是时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之一，只要按“专案组”的要求“交待”，翦就能“立功”、获得“解放”。翦氏知道，“专案组”所要“证明”的完全不是事实，只是为打倒刘少奇罗织“罪证”。他当然忠于“伟大领袖”，但另一方面，他又具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所应有的良知。这样，必然陷入“忠于领袖”与“忠于事实”的矛盾痛苦之中。最终，他与夫人一同服药，双双自尽而亡。人们在他的右上衣袋中，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实在交不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杜师傅是位照顾翦先生生活的退休工人。在翦先生的左上衣袋中，发现了另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历史证明，彭真的这第一声“万岁”的意义实在非同小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内“政治文化”的某种变化抑或某种新型“政治文化”的产生。此后，“万岁”在不短的时间内曾是“全党”“全军”乃至“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个中原因，肯定非常复杂深刻。若对此做一番认真细致的考证爬梳，搞清其来龙去脉，并从党史、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方方面面加以研究，定会取得引人入胜、意义深远的成果。
期盼着读到有关专家们的《新“万岁”考》或《“万岁”新考》。
二
对独具“中国特色”的“万岁文化”，一些外国人确实无法理解，因此险些闹出后果严重的“笑话”。
周恩来会见外宾时，中联部工作人员齐锡玉先生曾当过几次翻译。据齐锡玉先生在《中共党史资料》第81期《为周总理作翻译的点滴回忆》一文中写道，1952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各国工会代表团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齐锡玉负责接待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其中有位比尔·加德纳先生，是煤矿工会代表。在大会闭幕那天，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全体代表和外国工会代表团。当中央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这时，毛泽东离开中央其他领导人向前走了一步，向人群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更加震耳欲聋。
这时，加德纳不解地向齐锡玉问道：“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对此提问，齐锡玉心里暗自怪他“怎么会提出这样没有常识的问题呢？”但碍于领导指示，于是耐心向他解释说中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总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国的领袖……不想加德纳却不客气地打断齐锡玉说：“这些我知道，我的经历你却不知道。”原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时，澳大利亚工会发动罢工声援中国，抗议澳大利亚政府卖生铁给日本，加德纳积极参加了这次罢工。他说，之所以参加罢工，是因为当时看了一部新闻片，里面有很多反映日本侵略军暴行，让人毛骨悚然的镜头。而这部新闻片最后是周恩来答记者问，“周恩来的镜头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声音却充分表达了他的义愤和决心。从那时起，周恩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象征！”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