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我要说话
作者：蒋燕燕
妈妈于2008年3月5日晚9点38分在家中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在医院里，妈妈因肺部感染呼吸困难被戴上了呼吸机，还用胶布封住了嘴。妈妈在纸上写：“我要说话，快把管子拔下来，来不及了。”她有些字写得摞在一起看不清楚，她又用另一张纸写上“我要说话”。她当时头脑清楚，明白撤掉呼吸机就等于放弃生命。蓉蓉姐姐对妈妈说，拿掉呼吸机，你就要去见马克思了！新新哥哥说，不！是去见爸爸！妈妈瞪大了眼睛，激烈地点头。我们根据妈妈的意愿，请求医生撤掉了呼吸机，但是妈妈没有来得及说话就离开了我们。
妈妈喜欢说话。临终前一天早上，我到医院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是：“我早晨3点半以后就没睡着觉，一直在瞎想。我想文化界应该有一个领军的人物，比如鲁迅，可以把握文化方向，宣扬民主自由，引领文化起到更大的作用；大学校长是蔡元培，学校充满自由、民主的良好风气，培养独立思考，有创造性的学生……”她边说边气喘，脸皮发烧似的泛着红晕，我马上制止她：“你喘得太厉害，少说点儿话，说这些也没用，不可能实现。”“我知道没用，只是想着好玩儿。你听我说嘛，从小学起就要人人都能上学，从小就受到民主、自由、平等的教育，了解人的基本权利是什么……” 妈妈又在讲演，气喘嘘嘘，同病房的人都静静地听她讲她的梦想，直到医生来查房。
妈妈九十一岁，一点儿也不糊涂，关心时政，喜欢看书，思想活跃，对什么事都有独到的看法。我每周回家，总是要跟我说她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有时阿姨不在，我得干些家务，她就不高兴，说：“坐下来好好跟我说说话，别干活。”她把她看到的有兴趣的文章——无论是报纸上的，杂志上的，书上的，还是朋友送来的，她都做上记号，专门留着给我看；还要议论，发表她的看法。
妈妈喜欢请朋友们到家里来聊天。朋友们来，她总要准备好茶，一些小吃，有好菜时还要留朋友在家里吃饭。这些八九十岁的老人在一起，政治生活，经济文化、天南地北，大道小道，过去现在未来，无所顾及，全聊。妈妈每次都很兴奋，每次又都很疲倦。然后会把听来的各种新闻一一说给我听。
在我眼里，妈妈开明开朗宽容豁达，事事想得开。她虽然生活经历曲折，受过很多苦，但她只记得那些帮助过她的好人和发生过的有趣的事，几乎没听到过她抱怨或诉苦。这使我们对她所经受的苦难知之甚少。妈妈去世后，整理她的东西，看到她在10年前（那年她八十一岁）写的《右派生涯五记》，才多少了解了一些她的右派及文革时期的经历。《右派生涯五记》写得比较简单，有些方面缺少细节，还有些调侃的味道。可能事情过了40年，有些言论、感受、痛苦、屈辱、激烈的情绪、片刻的平静，都已经忘却了，淡化了，不太在意了，只记下了一些事件的过程。遗憾的是我们当时都在上班，没有看到这篇文章，没有跟妈妈详细地谈论过那些事情的细节，深入地了解她在那些非常时期的真实感受。我们更多的是在生活上照顾她，还经常劝她，少谈些主义，多注意身体。
过去我们认为妈妈被划成右派，就是因为说话，言多必失，错就错在一张嘴上。我看了这篇文章，对她有了新的认识。妈妈是个本分，正统，没有城府，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在1957年之前，她是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对外报道的业务工作由她负责。她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感到“心烦意乱”。源出于“在我所做的对外报道上，搞得很糟。糟在宣传多，新闻少，对自己的百姓下诏，对外国读者就不行”；“我部的英、美专家以及友好人士如格林、韩素音都表示过我们的对外报道需要大大改进”；“对外报道大部分稿件是由对内稿改写的，其难处可想而知。我部有个英国专家是个有经验的记者，因此对我们直言批评，对我颇有压力”。（郑德芳《右派生涯五记》）妈妈一心想把工作搞好，但当时对外报道受到很多限制，以苏联宣传为模式，条条框框很多。工作搞得糟，又有压力，所以心烦意乱。
妈妈作为对外部中共八大（1956年9月召开）报道组的一员，报道党的八大，“相当喜欢”。“希望我党从苏共二十大汲取教训，能开民主化的先河，走出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八大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和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认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当时妈妈在会议现场编写稿件，可想工作难度之大，但是“心情舒畅”。
另外在新闻界也有新气象，例如，当年北京电车公司试行职工代表大会，据说是南斯拉夫的工作经验。因是工会工作的新鲜事物，经过电车公司党委同意，对外部派了记者采访。妈妈对这样的新鲜报道“毫不犹豫就签发了”。由于外电转载，引起“上面”的注意，结果受了批评，搞得妈妈“更加心烦意乱”。对这件事情后来又说“不再追究了”。
形势在不断变化。1956年9月召开八大提出双百方针，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到12月份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重点又有所改变，突出反对修正主义。1957年2月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妈妈听到了传达，印象深刻。“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强调学术、文艺的自由创作和讨论；是非对错由实践来解决，或者待时间来解决，再不会有什么人以绝对真理的界定人自居。这篇讲话不仅是妈妈听了欢欣鼓舞，全国各界人士都认为一个民主光明的时代就要来了。但是，两个月以后，1957年4月份开始整风。
整风，妈妈作为党员不得不说话，也不能不说话，当时她也是反右领导小组成员，要有明确的态度。她不相信通过运动这种形式能改进日常工作。于是就说些“虚”的，“远”的。主要有：一、新闻与宣传不分。新闻为读者服务就要客观，新闻要像新闻，要有新鲜事实，要叙述清楚，有根有据，而且要快；记者要平等待人，切忌居高临下地教训外国读者；扩大报道面，其中应有天灾、事故的报道，这是世界性的，哪个国家都有。二、选人大代表候选人从不与选民见面，不知道他能为选民做什么。三、人权问题：在“三反五反”“肃反”时，没收认为有错误人员的出入证，关在机关里搞逼供信，还打人，是侵犯人权。妈妈大概记得有这三条言论，行为是那件原本说“不再追究”的，签发有关职工代表大会稿件的事。这样既有右派言论又有右派行为，在1958年初被划成右派。
原以为反映问题“远而虚”不会得罪人，提意见也是为了改进工作和改进工作作风，由此划成了右派，妈妈感到奇耻大辱，被“打了一闷棍”，像踩了“地雷”，被炸得面目全非。地位由共产党的中层领导，成为“非人”，还要牵累家人。这下惊吓不小，一时竟难以转过弯来。
反右时，我八九岁，在上小学，住在机关大院里，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还有印象。宣传中说右派分子是一些要“推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磨刀霍霍”要“杀共产党的头”的“妖魔鬼怪”。我不明白一向待人温和工作忙碌的妈妈为什么与他们为伍？妈妈划成右派，我有时会被一起玩的小朋友骂“臭右派的孩子”，感到抬不起头。新新知道有些小孩儿欺侮我，怒不可遏地抄起木棍冲向他们，但又觉得无可奈何，只得放弃冲动。上中学时，和一个要好的同学对“时事”有些与宣传不一样的看法，又由于好奇我们偷偷去了教堂，就在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当做“问题学生”。班主任老师说我，“你是不是像你妈呀？”意思是满脑袋右派思想，使我惊讶和紧张。
多年以后，妈妈的老同事告诉我们，说妈妈是个敢讲真话的人。后来看了许多有关右派的文章，知道他们就是因为讲了真话，才被打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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