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一项改革建议的提出和采纳
作者：陈 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怎样起步？这是面临的首要问题。1980年12月10日我写了篇《试论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多种经营管理办法》，因题目长达19个字，其核心内容是按企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不同，分类管理，抓大放小，被简称“抓大放小”、“分类管理”，亦被简称为“一个建议”。这份建议被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发改委主任马洪所赞同和采纳。现回忆之，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我写这篇文章纯属偶然，因我当时在四川大学经济系给研究生开经典著作课。当课程结束后，经过系办公室，看见系主任在给秘书交代，说因病不能去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让秘书去把会议上的论文带回来。我要求道：“您不去，我去行吗？”“只有一个名额，你去就得带篇论文！”当天是1980年12月5日，距离12月15日开会还有10天。我说：“可以！”因为，我的观点已形成，只须查10年的经济数据。于12月10日交稿打印好，却得知会议延期，我随即将论文给了川大学报。谁知，被平时欢迎我的文章的川大学报退回，还特别声明说：“陈老师，此文没看，退给您！”显然是被文中的新观点吓坏了。因在当年，如出了事，除了作者挨整，编辑也受株连。回到家里，被老伴大声斥责：“讲讲课就行了，写什么建议？！前车之鉴还嫌少吗？！……”我只得作罢。但是，事又凑巧，次日，即1980年12月31日，四川省委党校请我给地级计委主任及副主任学习班讲课，当讲到“抓大放小”的建议时，竟然全场鼓掌，高呼“请送党中央！”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我的爱国心使我瞒着丈夫，以便有难我一人承担。随手撕张过期日历，起草道：“紫阳总理”，连个“尊敬的”都未加，“我是川大经济系讲师，我国领导人有许多智囊团提出各种不同的建议，供领导人参考。您日理万机，时间少，我利用业余时间，作了些调查，写成此文，仅供参考，但求无过而已，此致敬礼！陈力上1980.12.31”第二天，1981年元旦，我在信封上写上“北京，国务院，赵紫阳总理亲收，川大经济系陈力寄”。用挂号发出后，仍投入忙碌的工作中，忘了此事。因为，在我看来，我尽了一个群众关心国家大事之责，怎么可能奢望总理的回音？！即使被采纳，也是领导走群众路线好，没有必要告诉群众本人。至少我未听说过有国务院总理给群众写亲笔信肯定群众的建议的。谁知到了3月中旬的一天，经济系总支呼我去签收赵紫阳的亲笔回信，用传统的红色封条。“紫阳同志处”“密封”，将信封的两头封上，编号是“北京机要通讯7563”，由内部邮局直接送到川大经济系党总支签收转交，信的全文如下：
陈力同志：
你的论文我已阅过。我认为你提出的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尤其在改革初期阶段，更应该区别不同企业，实行多种经营管理办法。
你的论文，我将批给中央财经小组所属的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薛暮桥同志）进行讨论，讨论的意见可由他们告你。
近两个月，因我出外地两次，加上出国等原因，你的文章看的晚了，至今才给你复信，希谅！
此致
敬礼
赵紫阳三月六日
据总理的秘书任涛对我说：“总理从南斯拉夫回来的当天晚上看了您的论文，很高兴！立即给您写了这封回信。”
在“文革”中被造反派乱批乱斗打成臭老九的同事们，看了总理的信后，确认是他的亲笔（因他当过四川省委书记，很多人认识他的笔迹），并感到欣慰，能用书信方式肯定一个普通臭老九的成果，这是承认“知识产权”啊，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果然，中央财经小组所属的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组织两次讨论。第二次参加的人更多，我在成都接到许多来信，第一封信竟是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老系主任、国务院博士点评审组组长宋涛教授。我在读三年制（1952年—1955年）研究生时，他亲自教过我，在分配工作时，他曾打算分配我去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他得知经济研究中心组织两次讨论的论文作者竟是陈力，作为老师能不高兴吗？！几乎同时收到同窗好友吴树青（后来任北大校长）来信说：“这么多年来不知您到哪里去了！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宋涛老师在我们面前夸您有见地，能研究问题。”苏星（红旗杂志副主编）、肖秧（北京市经委主任）、徐禾（人大经济系老副主任）、胡钧（人大经济系老教授）等均来了赞同信。
1981年4月16日，原定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改在成都召开。我正打听能否去旁听，却接到国务院作为特邀代表的电话通知。当我刚进锦江宾馆的大门时，即有人向站在会议大厅门前的任涛同志（紫阳的秘书）说：“这位就是陈力同志！”他吃惊地说：“原来您是女同志！今年三十多岁吧？！”我说：“我今年50岁”。大会一开始，马洪同志在台上问：“陈力同志来了没有？”我起身致意后，他说：“请她作主题发言。”我上台后，马洪小声对我说：“讲20分钟。”我看了一下表，就开讲了，不多不少正好20分钟讲完。大会结束后，马洪立即见我，说：“你的建议，紫阳同志很欣赏，你的工作有何考虑？……”我这人钻研点问题还可以，在人与人关系上不行，竟立即拒绝道：“还是在基层，搞点调查研究方便些。”堵得马洪半天说不出话，停了一下，他问了我的简历。事后，我很恨自己不会说话，肯定得罪了马洪。但是，他宽宏大量，仍邀我同游都江堰，在鱼嘴上，马洪请中国社科院工程所副所长吴家骏给我们照了张相（当时，大家都很穷，我们都没有相机）。现在，令我敬爱的马洪主任已过世，这张相片更珍贵了。
在1981年4月16日成都开会期间，国务院来的同志（恕我忘了他的姓名）在紫阳总理亲民形象的影响下，对我们参加会议的同志均十分热情，竟然主动替我们抄来紫阳总理亲自主持国务院讨论的情况，供我们学习研究，现抄录于下：
关于体制改革问题座谈会的纪录稿
主持人：赵紫阳
参加人：杜星垣、袁宝华、薛暮桥、马洪、廖季立、刘明夫、吕培俭、顾明、刘毅、费开龙、李飞、许纲、田纪云、刘卓甫
时间：1981年3月18日下午3：00—6：10
紫阳：……四川陈力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我看很有道理，我批了至少在目前可以采纳。……陈力同志把企业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固定资产很多，产品单一，不搞扩权、自负盈亏，因为这些企业不能依靠自己扩大再生产，如大庆、川化，不能让他们自己再搞一套石油、化工设备，对这些企业更宜于计划指导，不搞所得税。第二种，是中等企业，要坚持简单再生产，同时还要搞设备更新，可以拥有部分扩大再生产的权力。这部分企业也不能搞自负盈亏。第三，固定资产小，产品复杂，情况变化大，是小企业，可以通过搞自负盈亏解决许多问题。要把扩权试点企业分三种情况。我看在改革的初期，这种办法可以行得通，也能办得好一点。就是说，对不同的企业采取不同的办法，对少数大中型企业实行计划控制，对大量小企业，国家计划不能包罗万象，让他们自负盈亏……从1956年开始，我们就习惯于对大、中、小企业大包大揽那一套，要改变过去的企业试点，转为小企业试点……
经过反复讨论研究，紫阳总理吸收各方意见，最后做出决定，反映在当年11月31日—12月1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付诸实施。紫阳总理很谦虚地说：
“我们设想，根据企业在国计民生中所占地位的不同，根据企业所有制的不同，根据企业产品的重要性和种类、规格的多少不同，可以分别实行不同的管理方法。大体上有四种类型：一是按照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的。这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骨干企业或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他们的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大部分，但品种不是很多。二是按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生产的。这是品种繁多的小商品，分散在许多小企业和个体劳动者中生产，不可能也不便于统一计划管理，它们的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小部分。在这两大类之间，还有两类产品和企业。一类是大部分按国家计划生产，小部分由企业自行组织生产，这一类基本上接近前一大类，但又有所不同；另一类是大部分由企业按照市场变化组织生产，小部分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这一类基本上接近后一大类，但也有所不同。这样一种管理体制，既不同于过去我们那种统得过死的体制，更不同于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经济。它可以把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企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提高经济效益，按照社会需要组织和发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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