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
作者：王志敏
1959年7月，由庐山会议发起的反右倾运动，已经过去49年了。这场运动大大加剧了由大跃进引起的全国性大饥荒，造成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惨剧；也是继“反右派”之后，把阶级斗争由党外引入党内，进而导致文革历史悲剧的重要转折点。我当年由于工作的关系，也被卷入这一运动，成为“因言获罪”者之一，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由纠“左”陡然变为反右
1959年2月底到3月初，中央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当时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因病不能出席，改由省委常务书记张国声参加，我作为秘书随同前往。会议是逐步扩大的，我们与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同机到达。会上，从毛泽东的讲话可以看出，他对纠“左”是非常坚决的，强调我们党同农民的关系相当紧张，必须从解决所有制和分配政策上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为此甚至说，他要代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
从郑州返回青海后，省委立即召开常委会，传达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具体贯彻措施。因春耕在即，决定先抓东部农业区的几个县。我随同张国声到青海产粮大县——互助土族自治县，从调查研究入手，会同县委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解决大跃进中的“共产风”问题。
1958年大跃进时，我们的头脑都很热，整天喊的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后来者居上”（青海属后进地区，要在短时间内超过先进地区），文章、讲话都少不了这些语言。那时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很不了解。此次下去一看，真是触目惊心。几乎每个公社、每个生产队都存在高估产、高征购问题，农民口粮十分紧张，食堂已维持不下去。有的生产队连春播的种子都吃掉了，牲口更是饲料不足，地里看到的净是人拉犁。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几乎村村都有，到农民家里看见那些脸上蜡黄发亮坐在炕上低头不语的老人，实在惨不忍睹。在此期间，毛泽东不断以《党内通信》的形式严厉督促各地认真纠正“共产风”，坚决对平调财物实行退赔，不要“善财难舍”。这更让我们感到心急如焚。我们在互助县把各个公社基本上都走了一遍，传达了中央精神，初步安顿了群众的生活、生产。之后，由于省委一把手有病，急需张国声回去主持日常工作，决定让我留下来继续就农村政策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我在省计委、省统计局干部的协助下，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两项调查，一个是《关于农村征购粮任务过重的调查报告》，另一个是《关于农村经济死滞的调查报告》。
青海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大跃进不仅造成农村问题突出，牧区问题更加严重。在牧区由于实行“一步登天”（直接由农奴制进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实行“高指标”、“瞎指挥”，大量毁草原开农田；与此同时，又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发生叛乱，而在平息叛乱中又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为，从而导致民族关系紧张。在此情况下，青海的纠“左”任务更加繁重，若不尽快纠正“左”的错误，将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张国声几乎逢会必讲纠“左”。他是个急性子，尽管有时言辞重些，但确是为了扭转危难的局面。
不料，中央七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却由于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因而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陡然变为反右。而在青海则更是亦步亦趋，使反右倾运动大大加码。
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从庐山开会回来，在简要传达会议情况之后，就说道，青海的右倾风刮得也不小。他不仅认为前一段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方向有问题，甚至连在庐山会议前期张给省委打电话，要求按照“成绩讲够，问题讲透”的精神，召开厅局级干部座谈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也被认为有否定成绩，向党进攻之嫌。于是，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会议刚开完，张国声就告诉我，要按照庐山会议文件好好对照一下这个时期他的讲话、报告，看有什么问题，准备一个检查提纲。
哪里想到，还没来得及准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就开始了对他的批判斗争，而且火力非常猛烈。一上会就给他定了调子，说他完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地利用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大刮右倾翻案风，反对中央、反对省委、反对三面红旗。接着就召开三干会（省、州、县三级干部会），并由三干会扩大为“万人大会”，用高音喇叭在全省范围内“消他的毒”。第一书记讲话说，“张国声的张，就是张牙舞爪的张，国就是国民党的国，声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声音”，“张国声就是彭德怀在青海的代理人”，“必须批倒批臭”。当时差一点把张搞成彭德怀死党，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未查出什么历史问题，也未查出在一野期间与彭德怀有什么特殊关系，最后才以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了事。
回忆这段历史，让我想起了所谓“第一书记制度”问题。记得在反右派之后，省委第一书记从中央开会回来向常委会传达时，曾几次提到，毛主席说：我们党实行的是第一书记制度，你们是各省的第一书记，我是中央的第一书记，第一书记要挂帅。我当时还以为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后来才渐渐明白，正是由于这个从上到下的“第一书记制度”，使本来象征集体领导的职务名称变成了“一把手专政”，使一把手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其他人只能顺从，否则就被认为是对其个人权力的挑战，被怀疑有“篡党夺权”的野心。青海省1957年把当时的省长孙作宾打成右派，接任的省长袁任远又在1959年几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按袁本人的说法，只因“投鼠忌器”而幸免于难，结果只搞了一个张国声和一名主管财贸的副省长张毅忱。这几个人被整都是由于对一把手有不同意见导致的。这就是由“第一书记制度”造成的恶果。当然，更大的恶果还是人民的不幸。由于大跃进中的浮夸和瞎指挥，使青海这个人口小省发生大量非正常死亡。结果“物极必反”，两年后青海省委的一把手也因此而被免职。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不受约束的个人绝对权力，既给别人带来灾难，最终也将危害自己。
因农村调查而受批判
随着反右倾运动的扩大，在揭发张国声的同时，各部门陆续揪出一些所谓张国声反党集团成员，有省委宣传部部长聂景德、省委工交部部长李兴旺、省委副秘书长王静先、省统计局局长解伯淳、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还有省计委、省经委的有关负责人。这些人多半都是由于对青海的浮夸风有所抵制。
此时，已是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但省委第一书记还一再强调“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他说，“我们反孙作宾，就是只削了个蔓菁头，这次一定搞彻底。”听了这些话，我自知“在劫难逃”。这时省委已决定我调省委统战部，拟接替一中层干部。我想，既然“在劫难逃”，与其被人揪回办公厅，不如“自投罗网”，也许处理还能从宽一些。因此，我主动向统战部长（省委常委）冀春光提出回办公厅接受教育。他表示同意，并且说省委一些人认为我的思想一贯比较右，应当借这个机会好好清理一下。
回到办公厅，一上会主持人就说，让你检查并非由于你是领导的秘书，而是有你自己的问题。接着就让我交代为什么在互助县贯彻落实郑州会议精神，还要搞“关于征购粮任务过重的调查”和“关于农村经济死滞的调查”？是不是为了向党进攻，为了否定“三面红旗”？面对这些问题，我详细交代了调查的起因和经过：
中央郑州会议以后，我们在互助县张进仁（土族）县长陪同下，有一天到了1955年合作化时我担任工作组组长的广化乡所在地。先去原该乡的纳家生产大队，见了支书苏成福（土族），他泪流满面向我们讲述了由于去年（1958年）粮食产量报得太高，征购粮任务过重，使乡亲们饿肚子。又见了几个过去熟悉的农民，都说食堂吃不饱，日子太苦了。随后，我们夜宿公社，我与张县长同屋。躺下后，他问我：“你听外边有什么声音？”我说，“一片寂静，什么也听不见。”他说，“是的，现在农村是‘鸡不叫、狗不咬、娃不哭’，哪里来的声音？”“人都没吃的，哪有粮食养鸡、养狗？妇女哪能生娃？”“去年让群众上北山大炼钢铁，粮食没收上来，产量还报得高，再加上吃食堂浪费大，现在缺粮严重。公社化后，农民除了每天到食堂打点稀糊糊，手里一没粮食，二没副业收入，把人都困死了。我在县委会议上说过这些意见，但吴书记（吴正夫，长征干部）不听。我是个少数民族干部，说多了不好。这些问题只有你们省上来的人帮助解决。这不是一个公社的问题，是全县的问题。我们可得给老百姓一条活路呀！”我听了他这些话久久不能入睡。开始产生搞调查的念头。我也知道当时做这种调查会有风险，但不搞，又觉得良心上过不去。于是第二天，向顶头上司建议省计委、省统计局来两名专业干部，一起就农村粮食征购问题和农民副业与集市贸易问题作调查。他同意后，我们用了半个多月时间完成了这两项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