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郭沫若的政治家品格

作者：张毓茂

　　郭沫若是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翻译家，也是书法家、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在文化领域中取得了多方面卓越成就。但人们却忽视了郭沫若作为政治家的品格层面。我以为，这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考察角度。从这个角度研究郭沫若，能够拓展视野，有利于全面把握郭沫若性格结构的多重层面和复杂矛盾。也许郭沫若的诗人激情和才华过分鲜明夺目，以致把人们的目光强烈地吸引在这一层面上；或者是同时代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巨人的政治才干的无与伦比，致使郭沫若很难进入人们视野的中心？不管怎么说吧，反正郭沫若的政治家的品格层面，被不同人不同程度的忽略了。
　　那么，郭沫若政治品格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以为，首先是他的政治嗅觉很锐敏。苏洵在《辨奸论》里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见微而知著”，是以观察自然气候来比喻及时把握政治现象。这是一个政治家应当具备的预见政治风云变化的能力。郭沫若在这方面有很强的政治预见性。他往往从一些端倪和预兆中预见大的政治风暴和革命运动的来临。五四运动爆发时，郭沫若虽然远在海外，但对这个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伟大历史事件，他的反映也是极其锐敏的。他雀跃欢呼：“万岁！万岁！万岁！新生命——万岁！新少年——万岁！新中华——万岁！万岁！万岁！万岁！”（《解剖室中》，载《学灯》1920年1月22日，集外佚文）他及时而准确地把握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并且以诗集《女神》诗化了五四精神。当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国的革命高潮即将兴起的时候，郭沫若预感到革命风暴即将来临，号召青年“向前猛进！”“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在北伐革命战争的高潮中，蒋介石集团策划阴谋，准备兵变。开始的时候他们的阴谋活动相当隐蔽，蒋介石精心制造各种假象来作掩护，当时确曾欺骗了许多善良的人们，连一些革命家一时间也弄不清这个集团的真面目。但郭沫若却从他们活动的蛛丝马迹中，觉察到问题的严重和复杂，预见到革命面临危机。正因为郭沫若有这样敏锐而深刻的认识，所以他才非常清醒，百倍警惕，在蒋介石一伙面前，佯作不知，不动声色，麻痹了蒋介石，才能打入蒋介石集团之内，摸清了情况，写出了沉重打击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如果郭沫若认识上稍有迟疑，那就一定会被蒋介石发觉。只要蒋介石发觉郭沫若是政治上的异己者，他不但要对郭沫若严加戒备，而且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他。郭沫若在那样瞬息万变的政治厮杀的险境中，不仅安然脱险，还胜了蒋介石一筹，凭的就是他政治嗅觉的锐敏。
　　其次，郭沫若政治家的品格，还表现在勇于实践的精神。早在少年时期，郭沫若就勇猛地投身学生运动，开始显露出勇于实践的斗争性格。郭沫若也同郁达夫等作家不同，他并不满足于作为一个文艺战士，他渴望工农暴动，渴望投入火热的实际斗争，他表示：“别了，否定的精神！别了，纤巧的花针！我左手拿着《可兰经》，右手拿着剑刀一柄！”他不但在文章中号召青年“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而且自己身体力行，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的领导职务，显示了他在实际的革命政治工作方面的才干。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郭沫若在革命危急关头，没有惊慌失措，没有消极颓唐，而是以实际斗争，反击蒋介石集团的背叛罪行；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领导下，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在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种勇毅，那种实干，那种拼搏，绝非单纯的文艺家所能有。比如郁达夫，他可能有许多郭沫若不具备的长处，但他缺少郭沫若作为政治家的实践精神。他和郭沫若都到了广州革命策源地，而结局却是那样的不同，郭沫若像个弄潮儿投入革命战争的洪流中，而郁达夫却被革命过程中的“污秽和血”所吓退，畏难却步，失望地离开了广州。不仅如此，还以“曰归”的笔名在《洪水》上发表《广州事情》为题的文章，过多地渲染革命策源地广州的污秽和黑暗。分不清哪些情况是革命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哪些是由于革命者的不成熟而出现的缺点，哪些是属于革命内部异己分子的破坏活动，因而对革命大失所望。实际上，郁达夫虽然到了广州，却没有同革命结合。举出郁达夫，当然不是把他同郭沫若做全面的比较和评价，只是就实践精神这个角度加以比照，以便对郭沫若性格中这一特点看得更清晰，更分明。
　　同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勇于实践精神相联系，郭沫若作为政治家的另一性格特点，是他对眼前呈现着的复杂政治形势和错综的事件关系，往往具有非凡的洞察力。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一书写导言时，就曾高度评价马克思在书中表现出的惊人的政治洞察力：“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结果。”在广度和深度上，郭沫若的洞察力当然比不上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但作为政治家的一种宝贵品格，郭沫若无疑是具备的。从作品看，郭沫若这种政治品格不是表现在诗歌里，主要表现在传记文学和历史剧中。他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脱离蒋介石以后》《革命春秋》《洪波曲》《南京印象》……等作品，其中所写的历史事变，或则还在“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而郭沫若却大体“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结果”。如写四川保路风潮，处处又照应武昌斗争形式的发展，揭示出两个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从日本“二·二六”事件后东京政局的变化，揭示了中国持久战的不可避免等等。郭沫若对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历史发展的固有规律，都把握得相当准确，显示出郭沫若精明的政治智慧和判断力。在文风上，与这种政治内容相适应，体现为议论纵横，气势磅礴，挥洒自如，有时慷慨激越，却又蕴含睿智深邃，有时犀利辛辣中透出风趣和幽默，把郭沫若作为政治家的品格和风貌，展示得相当充分，淋漓尽致。
　　当然，这种“淋漓尽致”中也把郭沫若性格的弱点暴露出来了。
　　不错，郭沫若政治目光敏锐，富于激情，可是这个优点往往又同偏激性和摇摆性相扭结。这个性格弱点，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艺方面，都很突出。鲁迅当年对此做过尖锐的批评。郭沫若的夫人安娜也指出，他的“性格不定，最足耽心”（郭沫若：《由日本回来了》）。后来的论者出于对郭沫若的尊重，也是一种为尊者讳的传统习惯吧，很少再形诸文字，但许多熟悉郭沫若的人，心里是有数的。就以对待浪漫主义来说吧，郭沫若早期是公认的浪漫主义者，他自己也以此为诩，可是当他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时候就竭力推崇现实主义，不加分析地把浪漫主义同“包含帝王思想宗教思想的古典主义”视为一路货色，一并加以摒弃（《文艺家的觉悟》）。这显然失之偏颇。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最高领袖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之际，郭沫若又转了回去，说：“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载《红旗》1958年第3期）对鲁迅的态度也如此。他曾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是“法西斯蒂”，是“二重的反革命”。（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后来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鲁迅，他赶快改变了看法，特别是在鲁迅逝世后，郭沫若热情歌颂鲁迅，表示自己要“负荆请罪”。这，当然是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但出语过分夸张，说什么“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的关心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恭维得尽致。”（《告鞭尸者》）甚至说自己是以鲁迅徒孙的资格追悼鲁迅（据《鲁迅先生纪念集》卷首《逝世消息》）。这不是过于矫情吗？更有甚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纪念鲁迅时，郭沫若竟然说“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在这里，郭沫若简直把鲁迅说成是造反的红卫兵。鲁迅地下有知，该当作何感想？人们不能不为郭的这些迎合上意以鲁迅邀宠的言行感到汗颜。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党和全国人民的逼迫和推动下，终于有了抗战的表示和行动，这时期当然不宜于再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类的揭露、抨击蒋介石的文章；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国共合作中，同蒋介石讲团结抗日完全必要，但郭沫若的某些言论和文章，比如《蒋委员长会见记》之类，就显然有失分寸，说什么蒋介石的一个“眼神”就“充分地保证着钢铁样的抗战决心”，而蒋介石身体的健康，竟“充分地保证着钢铁样的抗战持久性”。这样的文字，竟然出自《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作者郭沫若之手，暴露了郭沫若政治上的偏激性和摇摆性。建国后的三十年中，尽管郭沫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但由于他的偏激性和摇摆性，失误也是很多的。在每次政治运动到来时，郭沫若非常锐敏，闻风而起，立即投入运动，于是在对待某些重要问题时他基本上被“左”的思潮所左右；又由于他的地位和影响的不同凡响，在为“左”的思潮推波助澜方面，起着令人痛心的作用。郭沫若本来很了解胡风，可是当胡风同志被冤枉时，郭沫若不但没有主持公道，反而层层加码，无限上纲。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一文。不管胡风同志的意见正确与否，他是有权向中央提建议的，如果认为意见不正确，不采纳就是了，怎么能说是“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呢？接着郭沫若在文艺界的大会上大声疾呼要“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再接着在《人民日报》发表《依法处理胡风》的文章。在此之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郭沫若也直接和间接地伤害了许多人。其中不少人曾是他的亲密同志和战友。1950年代后期在我国开展的所谓“大跃进”，历史已经证明是一次严重的失误，当时反对这一失误的以彭德怀同志为代表的党的各级干部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郭沫若却对“大跃进”相当狂热，他不但自己写了“养猪今日不用粮”、“太阳当成一个红皮球”之类的“豪言壮语”式的诗歌，歌颂那个严重的失误，而且在《〈大跃进之歌〉序》里说：“目前的中国真正是诗歌的汪洋大海，诗歌的新宇宙，六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创造力的大解放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气势蓬勃，空前未有。”这是对历史的嘲弄，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无情的惩罚。1966年4月14日当石西民同志在人大常委会上传达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时，许多人还惶恐莫解，郭沫若立即检讨“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认为拿“今天的标准”来讲，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看，郭沫若的反应多么锐敏，而且“全部把它烧掉”也成了一句谶语！与此同时，郭沫若又写诗歌颂所谓“亲爱的江青同志”，对江青肉麻地恭维，而对“文革”中落难的如邓小平等同志，郭沫若也看风使舵，大张挞伐，落井下石，说什么“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说什么“复辟罪行怒讨”。有人说“在政治恐怖的条件下，人能变成完全预想不到的东西”（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郭沫若这些糟糕至极的政治表演，固然与极“左”的政治恐怖狂潮分不开，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同样政治恐怖条件下，不是仍然有陈寅恪、梁漱溟、马寅初、彭德怀、胡风、顾准、萧军……这样一批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民族精英吗！退一步说，郭沫若即使达不到上述人物的境界，他也大可不必拼死拼活地跟“风”，随着权势的变化摇来摆去，像个弄臣似的令人不齿。当时，不是有一些与郭沫若地位、处境相近者保持了沉默吗。
　　应该说，郭沫若作为现代著名的政治家，其政治品格确是卓越超群，但其局限和失误，也不应掩饰，都应做深入探讨和认真总结，从中引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责任编辑 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