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市场经济理论：广东创新的背后
作者：王启军
改革开放呼唤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
王启军：在中国改革开放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党于1987年召开了十三大，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确认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您当时是怎么思考的？
王利文：是的，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新提法与此前党的系列文件精神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承认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向前又推进了一大步。但是我当时认为还不够，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比如，既然已经承认了商品经济，干吗不直接承认市场经济呢？既然已经认可了市场调节，干吗不承认市场配置呢？所以我认为还是有些遮遮掩掩。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不解渴”。
王启军：那么不足的客观依据是什么呢？
王利文：这些主要是来自于广东、广州改革开放的实践认识。作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前沿阵地——广东在实践中遇到很多新的问题，迫切需要理论研究者回答。这就要求理论研究面向现实、面向实践，迎接挑战。1983年春节期间，一位当时的地方负责人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市场经济占那个地方的一半，愈到基层，市场化的比例越大；实行这种做法不到6年，产值翻了一番。邓小平听到后说：“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据可靠消息证实，“那个地方”就在我们广东。如果说，1983年前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在广东、广州是平分秋色的话，那么到了1987年前后，市场调节已经占到了80%左右，也就是说市场调节完全左右了经济局势的发展。我因为担任过领导同志的秘书，又在农业、政策研究等部门工作多年，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王启军：一方面珠江三角洲地区自开启市场化改革以来，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束缚，导致了很多问题，可以说生产关系已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利文：是这样的，这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一面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另一面是坚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政府的行政配置与市场配置经济资源同时并存，而它们各自又都有自己的一套运行机制，这样两种机制的“双轨制”，造成了许多的“两难”问题。承认商品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不承认市场配置，还是不彻底。一方面承认商品经济，一方面又不彻底，搞得基层同志很是茫然不知所从。强调走市场的路子，就应该明确市场的地位。
这方面我们广州有一个深刻的教训。1986年，根据国际风扇市场行情的新变化，顺德县北镇“美的”风扇厂和广州市一家老牌的国营远东风扇厂，不约而同地发现了风扇制作材料从金属转向塑料材料的新趋势，并且同时想到了要转产的问题，这是国际风扇市场变化的客观需要。结果怎么样呢？被排除在“计划”外的“美的”风扇厂，立足于国际市场的最新变化，以市场为中心，主动求变，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装备，从这家国营风扇厂挖掘了一些技术人才，通过消化吸收，不断改进生产工艺，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把产品成功地输送到了国际市场的顶端销售场——北美市场，而且实现了利润翻番的可喜变化。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过三年，我们广州的那家国营工厂还在“计划”的程序中转圈呢！准备转产的层层报批的程序还没有办完！这就是市场的活力和市场的残酷。活力是对“美的”说的，残酷是对我们广州的国营远东风扇厂说的，在活力与残酷中实现价值的唯一条件就是遵守市场规律。
这个案例对我们当时的政策研究界和经济理论界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对比，所以我一直强调：改革开放中碰到的问题，只有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寻求解决的办法。也就是后来我们的一句比较经典的“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所概括的。因此形势的变化迫切要求广东的经济体制不能停留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了。
王启军：客观形势要求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求为市场经济正名，但是理论能不能创新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经过几年的争议，商品经济才刚刚开始形成共识，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大踏步地走上市场经济，受制于很多条件，这就需要一次上下的互动，才有可能实现。而1987年的全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会议正是提供了这样的契机？
王利文：是这样的。可以说正是带着这些思考，我参加了1987年夏天在四川乐山召开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商品经济。因为国务院发展中心的许多专家、学者等都参加了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或者材料整理等工作，所以对于中央最新动态的把握是比较准的，因此与他们的谈论和座谈使我进一步打开了思路。现在印象比较深的是与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李伯溪主任的讨论。她当时也是国务院研究中心的一个学科带头人，思想很解放，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她也认为即将召开的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上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提法“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尽管这与《中共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但是还是感觉意犹未尽。听起来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很不解渴。当时改革很不彻底。
更为重要的是她告诉我，中央部门中一些主张市场化改革的专家、学者如马洪等也是这个观点。听到这个看法后，我觉得很振奋，这说明我们广东的探索与思路跟中央职能部门的思考是一致的，我们广东是完全可以“先行一步”的。这样，我就把我的想法向李伯溪和盘托出。我说我想回去后，根据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进一步探讨如何放开手脚、怎么样进一步加快发展的思路。她说我这个思路很好啊，并告诉我一些人尽管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所在，但是不敢搞，不敢明目张胆地讲出来，因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刚刚经过几年的争论，形成初步的共识，现在就讲市场经济的话，有点太超前了，不很放心。她认为广东是改革的试验区，应该可以冲一冲的。同时我还邀请她们等广东筹划组织好开研讨会的时候来广东交流、指导。实际上，从我回来筹备到市场经济系列研讨会的召开都得到了她们的大力支持。
王启军：四川乐山会议让您把握住了中央的“脉搏”，回来以后又是如何筹备的？
王利文：回来以后，我立即着手开始准备。一方面我给市委副书记邬梦兆汇报四川会议的情况。他听了我的汇报后很是支持我们，说：“你们放手大胆地搞就行了，开会的时候，我到会讲话，给你们支持。”果然，当我们开会的时候，邬梦兆到会致辞，并提交了《建立与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将广州综合改革推向新的发展阶段》的论文，围绕着市场体系的问题进行了理论的思考，并对我们经济理论界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中，也确实遇到多方面的具体困难和问题，迫切需要在理论的指导下制定总体配套实施方案，通盘地筹划解决；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更有赖于正确的理论指导。改变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的现状，是全市人民、全体实际工作者对理论界的殷切期望。”另一方面，我向广州市经济发展中心的全体同志进行了传达。经过大家的讨论，一致认为，应该组织进行大规模的、大范围的理论讨论，这样才能造成声势，形成共识。按照这种思路，我就找到了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省经济学会长曾牧野，跟他商量具体怎么来搞这次研讨活动。我因为是1987年评上经济学的副研究员，同时加入了省经济学会并担任了常务理事，所以跟曾牧野比较熟悉。曾牧野也很支持，当时省社科院在越秀北路，我从广州市委过去讨论事情比较方便。我跟曾牧野等商量几次后觉得光我们发展中心一家搞的话，可能是组织一场就结束了，这样形不成规模，影响可能也比较小。当时我们正好有六家单位，有省社会科学院、省经济学会、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广州市发展研究中心、广州市经济研究所、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广州市社科院的前身）。我就说要搞的话，发动大家都来承担，轮流坐庄。这六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通过几次会议碰头形成了初步的共识，在1988年连续组织搞了六次“双月理论研讨会”。主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一次的会议又都有不同的侧重点。这样我们就分头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