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我的外公孙冶方
作者：徐庆全
今年是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诞辰100周年。在左祸深重的年代，孙冶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身陷囹圄达7年之久。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孙冶方又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得到国人的崇敬。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既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孙冶方的最好怀念。为此，笔者采访了孙冶方的外孙，云南省政协常委、著名企业家武克钢先生。
革命的外公和资本家的外公
徐庆全（以下简称徐）：克钢，我看到的材料表明，你是一个拥有两个外公的人，孙冶方还不是你的亲外公。你还是先介绍一下这里的关系吧。
武克钢（以下简称武）：我母亲生于江苏无锡。那时，无锡有两个有名的家族：荣家和薛家。荣家，就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荣毅仁家族；薛家，就是我母亲的家族。薛家与荣家一样，都是从事实业救国的大家族，而且两家关系密切。三十年代，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被绑架，我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亲外公薛明剑，代表青帮去和绑架方谈判，并同时通过吴铁城报告蒋介石说，江南富商被绑架了，要求派军队。我亲外公的谈判很顺利，救出了荣德生。荣德生离开10分钟，绑架者就全部被杀了。
我的亲外公薛明剑兄弟四人，最小的是薛萼果，也就是后来的孙冶方。他参加革命后，为免连累家人改名，从母姓孙。薛明剑有子女16个，而薛萼果则无儿无女。南方有这样的传统，兄弟之间如果有的没有孩子，另外兄弟的孩子多，就要过继给没有孩子的兄弟。薛明剑就把我的母亲过继给了孙冶方，所以我是孙冶方正嫡的外孙。在我眼里，他就是我的亲外公。
徐：薛明剑是大资本家，又和国民党有联系；而薛萼果也就是孙冶方，则后来参加革命，成为反对国民党的人。你有一个属于大资本家的亲外公，又有一个属于颠覆资本家制度的外公。很有趣啊。
武：的确，兄弟俩相反。薛明剑走的是富民强族实业教育救国之路，孙冶方走上的是世界大同，共产主义之路。虽然今天人们只知道弟弟而对哥哥知之甚少，但70年前情况却正相反。薛明剑做过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是当年南方民族工业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被孙中山和蒋介石器重。从现在留下的他的遗稿看，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企业管理家。他甚至可以把一个纱厂按照我们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来经营。
徐：薛明剑比孙冶方大14岁，“长兄如父”，按理说，孙冶方也应该成为国民党的一员，可他为什么却选择了共产党？
武：孙冶方是有些书生意气、书呆子气的人，因为他是兄弟中最小的老四，所以大家都很照顾他。其实，他后来走上了与薛明剑不同的道路，也是很偶然。他晚年几次跟我讲，人生都是很偶然的，如果那时他再大两岁，就会被薛明剑带去投奔国民党。14岁那年，孙冶方考取“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在这里，他遇到了老师张效良（张志和）。据外公讲，张效良是中共最早期的党员，曾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后他感觉理想破灭，就只身奔赴南洋在槟榔屿群岛华侨中学任教。1922年春，因组织华侨抗争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者侮辱中国，干涉华侨教育的条例，被驱逐出境。回国后中共上海地下党派他到孙冶方就读的“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发展组织，宣扬革命。就是这位张先生在薛萼果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完美存在方式，共产主义必定要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的意识形态种子。这成了薛萼果——孙冶方一生再也没有动摇过的信仰。不仅如此，受外公的影响，薛明剑家里的5个孩子也都投奔了共产党，包括我母亲在内，后来都成为共产党优秀的高级干部。
徐：薛明剑、孙冶方都是你的外公，而且这两个外公所走的道路又是那样的不同，在你与他们交往时，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呢？
武：当然有了。解放以后，薛明剑是被改造的对象，而孙冶方则是共产党内的高级干部，两个人的地位天壤之别。薛明剑住在上海，小时候，我到这个资本家的外公家里，也感觉很气派，他住在很漂亮的石库门一大栋小洋楼里，但常常牢骚满腹，因为他是被改造的对象嘛。不过，外公对我们孩子的教育很重视，他让我们背诵古书，诸如《论语》、《三字经》等等，要求是非常严厉的。外公有很深厚的国学修养，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他逼我学写毛笔字，并一笔一画地教我。我现在还能写点多少像样子的书法，就是得益于外公的启蒙。
孙冶方在北京，政治地位很高，住得也很好。我到北京外公身边感觉很风光，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由于他的革命经历，与周总理、陈毅、朱德等关系很密切，他们之间经常串门，我也成为他们眼中的小宠儿。周总理喜欢抱我，邓颖超大姐给我拿糖吃，那时候糖是非常珍贵的。外公和陈毅都是新四军出来的，所以关系更熟悉一些。陈毅抱我，喜欢用胡子扎我。我8岁那年，参加八一建军节活动，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回来和同学讲我见到毛主席，他们还认为我在吹牛。那时候，我虽然不是很懂事，但也知道，北京的外公是革命的。他对我要求也很严格。我上小学时，有一门功课不及格，母亲最严厉的训斥就是：“你这样的成绩怎么交给外公？”她说的是北京的外公。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也十四五岁了，开始懂事了，但我两个外公却都从我生活中消失了。母亲警告我不准在外头讲任何一个外公，好像要把我童年这一段回忆抹掉似的。因为上海的外公作为资本家被抄家揪斗；北京的外公作为反革命也被打倒了。
徐：那你呢？文革初期是不是也很狂热？有没有参与揪斗你的两个外公？
武：狂热是肯定的，但没有参与对外公的揪斗。“文革”时我们家在武汉，虽然文革的风暴让我很狂热，也积极参与，但也没有想到我两个外公应该揪斗。不过，说起文革的经历，我也是很有意思的。今天一些有记载的文革中的大事，鬼使神差的我都在场。1966年，毛主席在武汉横渡长江，现在还有一幅照片，除了保卫毛主席的人之外，还有一些孩子围在主席身边，其中就有我。这是当时王任重让他儿子王世龙安排几个同学来，那是我第二次见到毛主席。还有，因为我和王任重的儿子王世龙是同班同学，我也是第一批到北京参加“8·18”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学生，住在中南海里。我采了好多中南海的松柏，回到武汉给同学每人发一枝，让他们也沾点北京的“仙气”。上海王洪文带人冲击车站的“安亭事件”，我就在场。那时，我上海的外公还没有被揪斗，我去上海外公家，火车走到上海就被困了，在车里待了整整三天三夜。我到外公家后。外公一连串地向我发问：你是不是红卫兵呀。我说是呀；他问，你抄人家呀？我说，抄过。他严厉地说：不可以的，不对的。其实，解放以后，外公对共产党的政策是非常拥护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他也是积极参与者。但对于“文革”，他开始就是极力反对的。他认为这样做完全没有道理。
改变我家命运的是武汉“七·二○”事件。不仅我父亲被抓，我也被通缉。我是通缉令名单上年龄最小的一个，通缉令和红卫兵袖章还都在。父亲被抓前，给了我一张纸条，要我带着它去南京找许世友伯伯保命。这样，我才参了军。我父亲也是老红军，革命历史非常清楚，所以，虽然被抓但很快被解放了。我母亲是属于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恪守着“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的信念，因此，父亲一回家，她坚决地又要父亲把我弄回来，宁肯让我去插队。插队时间不长，我就到大冶钢厂当工人，在钢厂入团后，表现特积极，还当过大冶钢厂的团支部书记呢。
徐：你这样积极，是不是觉得你的两个外公，的确应该被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