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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
作者：孟祥才
作为经历“文革”全过程的过来人，如果有人问我，“文革”中最大的冤案是什么，我会这样回答：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最大的冤案是抓“走资派”。因为在这场运动中，除了毛主席钦定的屈指可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几个人（这几个人也会随时被踢出“无产阶级司令部”）外，从国家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到一般“公社”干部以及工厂、学校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差不多无一例外地都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对广大群众来说，最大的冤案是清查“五·一六”运动。因为从1967年夏至1975年初断断续续达8年之久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中，几乎将“文革”中与造反派沾边的群众一网打尽了。牵连在内的人究竟有多少，被逼自杀和被惨杀的人究竟有多少，恐怕永远是一个“历史之谜”了。
“文革”中我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经历了该单位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全过程。现在回忆起来，其中虽不乏黑色幽默，但更多的是血和泪，值得反思的问题太多了。
清查“五·一六”的背景
1967年5月16日，“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在中国的权威报刊上发表，不消说引来一片欢呼声。但不久，就传出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组织了一个“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了周总理。不过，这个组织旋即被宣布为反动组织，旋即垮台了。事后查明，这个组织的成员不过数十人，不仅没有在社会上扩展成大的组织，在钢院也是个小而又小的短命组织。然而由于它反对周总理，就自然引起很多人的愤怒和关注，因而在当时的北京很有点臭名远扬。该组织很快风流云散。当时，谁也意识不到，后来由它引发的全国范围的旷日持久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竟成为“文革”中涉及人数最多的一桩冤案。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末加上了与该文本身毫无关系的警惕“五·一六”组织活动的内容。事后得知，这一段话是毛主席加上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这是“五·一六”组织第一次公开见诸报端。与此同时，传出了林彪的讲话，其中说：“宁可饭不吃，觉不睡，也要把‘五·一六分子’抓干净。”按当时的习惯，人们认为林彪的话传达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于是，北京市各单位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了一个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高潮。
当时我所在的学部主要有三大群众组织，即红卫兵联队、红卫兵总队以及由红卫兵联队分化出来的“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简称“大批部”）。我参加的“大批部”也兴师动众地抓了一阵子“五·一六分子”。主要目标是与王力、关锋有牵连的一派组织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红卫兵联队的骨干分子和头面人物。由于这些人都进了监狱，所以最后只抓了经济所的周慈敖。据有人揭发她整了周总理的材料。因为没有找到像样的原始证据，这次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也就不了了之。由于大批部是从联队分化出来的，所以到1969年下半年开始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时，大批部这次清查“五·一六”就被定为“五·一六抓五·一六”，套用江青的话，就是第二套班子“五·一六”抓第一套班子“五·一六”。
1968年底，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军宣队）进驻学部，先搞了一阵子大联合，批判“走资派”。196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规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学部成为重点单位。由于除钢铁学院外其他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五·一六”组织，所以，由此开始的全国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也就只能是“莫须有”的大冤案了。
学部莫须有的清查
为了指导清查“五·一六”，中共中央至少发了两个红头文件。学部的清查运动开始不久，当时中央的一个重要的负责人就接见了学部工军宣队的主要领导。他根据学部上呈的有关“五·一六”案情的那些编造的材料，明确指出：“学部是‘五·一六’的大本营，黑据点，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傅崇兰是‘五·一六’的操纵者、组织者、黑后台、骨干分子。”这番话对学部清查“五·一六”无疑起了定性和导向的作用。只要承认这个假前提的存在，学部的联队和大批部两个群众组织的人谁也脱不掉“五·一六”的干系。
按照当时的思维定势，既然中央下发了清查“五·一六”的文件，又有某重要领导人对学部“五·一六”问题的明确指示，学部肯定有很多“五·一六分子”。工军宣队于是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清查“五·一六”。原联队和大批部两个组织的所有参加者，尤其是大小头头们都成了重点审查对象。因为我隶属大批部，又曾担任过历史所革委会筹备小组的副组长，自然在重点审查之列，很快被单独关押审查。清查运动尽管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因为学部压根就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自然也找不到真凭实据。怎么办？好办，拿出历次搞运动使用过的驾轻就熟的老法宝：逼供信。此法还真灵验。于是，“五·一六”组织机构，按军事编制，设司令、政委等职；参加手续，按入党入团的办法，填表，交照片，宣誓；“罪行”更是大量编造：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凡是钦定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即指称个个都反，整黑材料，乃至搞反革命武装政变，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重新将当时已经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扶上台，等等。其实，只要领导运动的人，尤其是专案组人员还具有起码的良知，只要认真审查同一个所谓“五·一六”组织的分子们所写的交代材料三份以上，就能判定此案纯属子虚乌有。因为所谓的“案情”人人言殊，矛盾百出。关键是找不到任何可以定罪的原始材料，什么表格、照片，整领导人黑材料等，一件也找不到。清查运动进行到1970年初，清查者和被清查者心里都明白，所谓“五·一六”组织根本就不存在。然而，上级仍然督责加紧清查，清查积极分子更乐得借此机会整垮自己的对立面，工军宣队又要出“成果”向上级交代，所以，明知“五·一六”不存在也还必须煞有介事地清下去。后来哲学所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次哲学所一个审查对象翻供，说被逼交代的材料都是假的。一个清查积极分子说：“什么真的假的，给你戴上‘五·一六’帽子就是真的了。”
由于学部“五·一六”组织根本不存在，专案组自然也不掌握所谓“五·一六”的组织和“罪行”的任何原始材料，他们手中所掌握的也就是逼供信得来的那些互相抵牾，凭良心即可判定其假的交代材料。唯其如此，假的“五·一六”也就是没有边际的了。原来对学部情况一无所知、两眼抹黑的工军宣队只能将逼供信的交代材料作为主要依据，牵连到谁就是谁。正因为如此，所以历史所几个所谓“五·一六分子”就给工军宣队开了点玩笑：指认专案组某负责人和几个清查“五·一六”的积极分子是“五·一六”，于是工军宣队的领导就要这几个人交待自己的问题。由此搞得人人自危，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别人交代成“五·一六”。
我成了“五·一六”第二套班子的政委
在这场清查运动中，我被定成了学部“五·一六”第二套班子的政委，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个头衔是谁最早给我安上的。运动开始，我心地坦然，反正我没有参加“五·一六”，自然也不知道谁是“五·一六”。后来听了工军宣队传达的中央文件特别是中央某重要领导人的讲话，我就意识到在劫难逃了。因为只要承认学部有“五·一六”组织这个假前提的存在，我就逃不掉“五·一六分子”的噩运。专案组对我的逼供信就充分发挥了这个假前提的威力。他们问：“×××说学部是‘五·一六’的大本营，黑据点，潘、吴、林、周、洪、王、傅是‘五·一六’的操纵者、组织者、骨干分子，对不对？”我明知道不对，但当时却只能回答：“对。”又问：“既然对，那么，傅崇兰是光杆司令吗？他一定要发展组织，在历史所，他第一个发展对象是谁？”因为在历史所的造反派中，我与傅崇兰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任“革筹”小组长时，我任副组长。于是我回答：“依照逻辑推理，他第一个应该发展我。可是奇怪的是，他确实没有发展我。”我的回答自然是“负隅顽抗，态度恶劣”。于是，对我用车轮战术，分两组人马，轮流进行逼供，不让我有休息机会。我在极度疲惫，极度绝望的情况下，只得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可一旦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就必须交代自己的组织关系、职务和“罪行”。通过他们几天的逼供，我隐隐感觉到他们已经掌握了别人“交待”的关于我的所谓材料，肯定给我安上了重要职务。凭我在大批部组织中的地位，大概应该是“部长”之类。我于是交代自己的职务是“宣传部长”，他们说我“不老实”，我又说是“作战部长”，还说我“不老实”，我想干脆说大一点：“参谋长。”仍然斥责我“不老实”。我就再给自己升一级：“副司令”。谁知还对不上号。这时我只得说：“你们认为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吧。”我这种态度自然又被斥之为“十分恶劣”。可是我实在不知道他们要我当个“五·一六”的什么官，就只能以沉默对抗了。这时，他们启发说：“你们‘五·一六’不是按军队编制吗？军队里边两个最大的官是什么？”我说：“一个是司令，一个是政委。”他们说：“对。傅崇兰是司令，你就是另外那个最大的官。”我心里既好气又好笑，你们早告诉我是“政委”，这连夜“熬鹰”的罪不就免受了么。我于是当上了“五·一六”的“政委”。在我以后的交代材料中，我就一直写着他们硬派给我的职务：学部“五·一六”第二套班子政委。面对这个不伦不类的职务，我自己有时心里也直发笑，我们“大批部”中就是真的有“五·一六”这个组织，我们也不会自我矮化为“第二套班子”，这个头衔本身不就证明这个组织是不存在的么！更为可笑的是，他们一定要我交代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政变成功后如何安排中央的职务，仿佛我就是政变成功后的中央组织部长一样。我只得将当时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各安排了相应的职务。最后，他们一再追问我担任什么职务？一开始我说自己在大学期间就是走“白专道路”的，只想成为专家学者，从来没想当官。他们说形势变了，有了做官的机会，你肯定也想做官。我当时想，历史所所长就是司局长级的官，我就交代当历史所所长吧。他们说：“戚本禹是副总理，你同他的关系那么好，他怎么会仅给你个所长干呢？再说，你当时的野心也已经不是小小的所长了，肯定给你的官比所长大。”我于是交代我政变后的职务是部长，这次他们满意了，说：“这还差不多。”其实，当时在我的头脑里，当所长的念头也压根不存在。所谓当部长云云，不啻梦呓。可是，他们一定要将梦呓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