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
作者：孙 振
改革难，要想在乱时谋改革更难。身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临危受命，心系民生，为解决城乡人民的温饱，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政治风险，运用巧妙迂回的方法，谋求农村的经济改革。以后，“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在中华大地流传开来。
一
我原本不认识紫阳同志，几年以前，我任新华社江苏分社社长时，在一次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最初听到赵紫阳这个名字。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可能是初次见到赵紫阳同志，把赵紫阳看做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干部，也可能是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活跃会议的气氛，饶有兴趣地问起赵紫阳的出生地。赵紫阳回答说是河南滑县人。毛泽东同志当场兴致勃勃地说：“滑者水之骨也。”
我见到紫阳同志，纯属巧合。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可能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需要在省际之间交流干部，我从新华社江苏分社调到四川分社任社长，紫阳同志不久也从内蒙古自治区调广东省委，又从广东省委调到四川来做省委书记兼成都军区政委。
由于四川省的“文化大革命”中派别争斗极为严重，“文革”成了“武革”，除了飞机以外，大炮、坦克、机枪、步枪、地雷、手榴弹等等各式武器，全都用上了。就连我们四川分社的办公楼墙壁上，都是弹痕累累。我曾经开玩笑地说，这些武斗留下的弹洞，不要抹掉，可以用做警示后人。我曾在去四川的船上写诗一首，诗中写道：“不管翻腾千里浪，唯思处乱写新闻。”
赵紫阳同志虽在1932年加入共青团，但正式加入中共是1938年初，所以基本上属于“三八式”干部。就是在20世纪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于1938年底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不过他开始便任县委书记，很快连任多地多届地委书记，接着任省委书记。这在当时省市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中，还是以红军时期出身的干部为主体的年代，赵紫阳便也是后起之秀了。就是这个后起之秀，一方大员，在那动乱年代的四川，也是困难重重！
这时候“文革”武斗的硝烟虽然已经渐渐散去，但是，成都市的大街小巷和机关大院仍旧贴满了大字报，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和省市主要领导同志。“造反派”仍然随便关押和批斗省市领导干部，四川省仍是极端无政府状态，机关、学校、工厂涣散瘫痪。工农业生产日渐下降，人民生活极端困难，连在四川最普通的辣椒粉也要凭票供应。
紫阳同志刚刚来到四川，他的两位主要助手，省委书记段君毅和赵苍碧，立刻被“造反派”绑架关押起来。这可以说是对刚到四川的紫阳同志当头一棒。
“文化大革命”争斗的核心问题，是谋权夺位。半路来了个赵紫阳，官高位重，出现了一道谋权夺位障碍，自然成了四川各路造反派“英雄”的众矢之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赵紫阳到四川不满一个月，成都市的大街小巷，就出现了反对赵紫阳的巨型横幅标语：
“赵紫阳是哪路人马！”
“以生产压革命，没有好下场！”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谁就是死路一条！”
面对争权夺位疯狂的四川、面对极端无政府状态的四川、面对工农业生产濒临崩溃的四川，紫阳同志虽然主持工作，实际上也无法运用他手中的权力，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这是他从小参加工作以来，不曾遇到过的难堪局面。
他整天忙于应付“造反派”的纠缠，难得安心开会研究问题，难得安心吃一餐晚饭，难得安心睡一夜好觉。他也不知哪天突然会被“造反派”关押起来。经过战争磨练的人，不怕关押，不怕受苦，不怕折磨。怕的是因他而造成更大的混乱，怕的是他在四川一事无成，有负于四川人民！
二
一天傍晚，我刚吃过晚饭，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今天晚上，紫阳同志请你和他一起出去。”据我所知，全省上下，包括驾驶员在内，都亲切地称呼赵紫阳为紫阳同志。
“有什么事情吗？”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省委是经常在晚上开会的。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事情，紫阳同志要你准备好洗漱用品晚上十点在家里等他。”这时候我已经完全明白了，紫阳是要约我一起住到金牛坝招待所去。当年，紫阳同志曾多次约我住到远离市区的这个招待所去，目的是为了避开造反派的干扰。
金牛坝招待所是四川省委的一个小招待所。四川人将川西平原称为川西坝子，作为对平原的爱称。许多地方，也将本乡本村的一块平坦的地方，爱称为坪坝。金牛坝更不是一般的坪坝，传说在夜晚时候，有人见过一条金牛，金光闪烁，在这里的田间奔跑。这个故事，反映了当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富裕农村的憧憬。
金牛坝招待所是毛主席曾经住过的地方，各路造反派的“英雄”，一时还不敢骚扰。当晚，脱离了“文化大革命”的噪音，紫阳和我都睡了一夜好觉。
第二天中午，当紫阳同志和我步入食堂的时候，只听见服务员大声地喊叫：“吃干饭的首长，请坐到右边，吃面食的首长，请坐到左边！”
听到服务员这样喊叫，我和紫阳同志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紫阳同志当然也很明白“吃干饭”的意思，他风趣幽默又轻声地对我说：
“我们都是吃干饭的，走，吃干饭去。”
又是一个深夜，紫阳同志没有和我预约，就来到了我的家里。他见到了我，拉住我的手说：“到你家来坐坐。”
这时正是全国人民哀悼周恩来总理的时候，窃夺中央领导地位的野心家竟然制造清华大学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闻，叫嚷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紫阳同志用手擦了一下沾满雾气的眼镜，心情沉重地说：“看样子还要乱一阵子哩！”“再乱下去，四川受害，全国人民受苦。”“再乱下去，还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紫阳同志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你还记得吗，金牛坝招待所的服务员，叫喊我们吃饭的时候，说是吃干饭的首长坐在右边，我当时就说，我们是吃干饭的首长，坐到右边去了。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当然就是吃干饭的了。”
他继续说道：“最近我是反复想过了，困守在成都，整天应付那些麻烦事情，一事无成，还不如到农村去走走，也许可能发现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做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也想跟你一起走，行吗？”
“好啊，就这样说定了，我们一起走。你就等电话通知吧。”他学着半像半不像的四川腔音，又含有浓厚的他家乡韵味，高兴地对我这样说。
这天晚上，他在我家里一直谈到十二点以后，才悄悄地离开。紫阳和我的谈话内容，在当时是绝对违禁的。要是泄露出去，我们都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锒铛入狱。在“反革命”这三个字之前，还可能要加当时的流行用词，就是“‘走资派’还在走”，“策划于密室”，妄图“点火于基层”的罪名。
三
1976年的一天上午，紫阳同志乘了一辆白色小型的面包车，连驾驶员在内可以乘坐七人。我上车以后，看到车上有紫阳同志和他的秘书、驾驶员三人。我和紫阳同志一起出行，但是，我不是他的随员，紫阳也没有把我看做是他的随员。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我有我的新闻采访工作任务。
他每到一地，从来不准地方党政机关派人迎送，实际上是微服私访。他常常是到了一个地方，直接插入田间地头与广大农民、基层干部交谈，了解他们的心声和想法。紫阳同志的所作所为使我强烈地感觉到他是一个善于联系群众的人，处处为群众着想的优秀领导干部。
紫阳同志这次出行，一共走了十多个县市，到过绵阳、广元、绵竹、西充、广安、南充、郎中等地。他每到一地，就直接访问当地基层干部和农民，和他们一起走到田间地头，亲切交谈，了解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