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瞿独伊忆父母瞿秋白杨之华
作者：孙维熙
瞿独伊是革命老前辈瞿秋白杨之华的爱女。现今87岁。她虽然一生历尽坎坷，但乐观豁达，晚年在北京市中老年交谊舞比赛中获冠军；在新华社老年组模特表演赛中获头等奖。直到今天，她还坚持每周两三次的游泳。经过多次交谈，这位不愿张扬的老大姐同意记录下她讲的故事。
（一）
瞿独伊的生父是浙江闻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他同杨之华结婚后，决心不依赖家庭自谋生活。但是，当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谋生之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的引诱，政治上不求进步，生活上甚至不检点，这使杨之华怨愤之极。独伊说，妈妈于1921年生下我之后取名独伊，意思是说，我只生你一个，决不再生。1922年，杨之华在上海参加了妇女运动。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当年上海大学的校长是于右任。经向警予推荐作为社会学系的系主任瞿秋白认为他的学生杨之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坚强女性”，决定做杨之华的入党介绍人。后来两个人感情日益加深。
杨之华对瞿秋白也十分倾慕，但考虑到自己结婚生子，左思右想，不知如何办好。她决定回浙江萧山老家暂时回避一下。在此情况下，瞿秋白认为，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她？于是赶赴萧山杨家。杨之华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干脆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一起商谈。于是，他们三个人开始了一场认真的、戏剧性的、奇特的“谈判”。谈判结果同时刊登在当年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一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友好启事。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结婚典礼。瞿秋白亲自雕刻了一方“秋之白华”的印章，留作纪念。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瞿秋白在一枚金别针上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杨之华。
独伊回忆说：“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我的父亲瞿秋白话不多，很温和，戴着眼镜，很清瘦。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爸爸’。让我叫‘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的，而他就亲切地称我‘小独伊’。在我的心目中，瞿秋白就是我的慈父。”
（二）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进入了低潮，在此情况下，中共召开了“八七会议”。会上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1928年6月18日—7月10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乡间别墅中召开。当年参加“六大”的正式代表有：瞿秋白、任弼时、周恩来、罗亦农、杨尚昆、陆定一、苏兆征等第一代革命领导人。7岁的瞿独伊也随父亲进入了“六大”驻地。今天，唯一到过“六大”驻地尚活在人世间的只剩下瞿独伊。
1928年4月，参加“六大”的代表分别从上海登程。瞿秋白和罗亦农同志属首批从国内出发赶赴莫斯科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不幸的是，罗亦农同志尚未启程，就被叛徒出卖，惨遭枪杀。1928年4月29日瞿秋白打扮成商人前往莫斯科。
杨之华时任中央委员，也是“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杨之华同另一位代表，即罗亦农烈士的妻子李文宜为伴一起从上海动身。在那反共势力十分嚣张的情况下，杨之华不知把独伊放在何处为好，只好带上她随行。杨之华和李文宜一身贵夫人的打扮携独伊从上海外滩秘密登上苏联的货船。经过三天三夜的海上颠簸抵达大连。然后乘火车经哈尔滨到满洲里。在哈尔滨期间，为了掩护“六大”代表分批出境，杨之华经常带着独伊陪同男同志外出活动。每次外出之前，杨之华都一再嘱咐独伊：“如果遇到盘查，有人问起叔叔，你就大声喊‘爸爸’，一定要记住。”独伊乖巧地点点头，也真的照办了。次数多了，独伊不禁好奇地问：“妈妈，我为什么会这样叫‘爸爸’呀？”
中共“六大”自1928年6月18日开幕到7月10日闭幕共22天。会议期间瞿秋白承担大会领导工作，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和《政治决议》，并代表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时在批评“左倾”盲动主义时，瞿秋白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诚恳地希望代表们对他犯的错误予以批评和帮助。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向忠发成为中共总书记。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杨之华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瞿秋白、杨之华工作学习太忙，只好把独伊送进一家孤儿院。1928年年底，独伊被转到莫斯科郊区“森林学校”读书。1930年7月，瞿秋白和杨之华奉命回国工作。考虑到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带着孩子从事秘密工作很不方便，只好忍痛将独伊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并委托国际友人鲍罗廷夫妇代为照顾。
独伊拿出了一张保存了70多年的明信片。是从德国柏林寄出的。明信片上面印有一束美丽的“勿忘我”花，用中文写的独伊的名字，背面用俄文写的“送给独伊”，落款是妈妈、1930.8.1、克里米亚。独伊看得出中俄文所写都是爸爸的笔迹。此刻，独伊才明白父母并非到南俄执行任务，而是远离莫斯科另有使命。到底到何处去了，独伊是全然不知。她并没想到父母是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更没想到接到这张“勿忘我”明信片之际是和爸爸永远的离别。这张明信片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保存到今天，成为瞿秋白和杨之华留给女儿的一件最为珍贵的纪念品。
（三）
独伊在谈到鲍罗廷夫妇时激动异常，她说，她毕生都不会忘记“这两位老人对我们全家，尤其对我的关爱和帮助。我不记得我的亲奶奶和爷爷，鲍罗廷夫妇犹如我的亲奶奶和亲爷爷！”
鲍罗廷是共产国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大革命时期，他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顾问，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1924年5月，鲍罗廷夫妇受孙中山委托到上海考察。杨之华代表中国共产党向鲍罗廷夫妇汇报中国妇女运动的情况，瞿秋白当时任翻译。鲍罗廷对瞿秋白、杨之华印象深刻。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难以分割开的友谊。
瞿秋白和杨之华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工作学习期间，除了抽时间到独伊所在的学校探望自己的女儿外，就是到鲍罗廷夫妇家探访。第一次带独伊去拜访鲍罗廷夫妇时，两位老人就把独伊认作“中国孙女”，独伊成了鲍罗廷一家颇受宠爱的孩子。
独伊回忆说：“在鲍爷爷家生活是那么愉快，感觉那么亲切。晚饭后，鲍奶奶就放唱片听音乐，尤其是来到鲍爷爷家的孩子多的时候，大家就伴着音乐翩翩起舞。鲍爷爷的儿子、媳妇都参加，又唱又跳，热闹的很。鲍爷爷和鲍奶奶对各国的革命前辈的孩子都十分热情。我国革命前辈苏兆征的子女苏河清、苏丽华，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的女儿米季达，以及美共领导人的后代黑人尼利等都到鲍爷爷家玩耍。”
1935年秋的一天，独伊和儿童院的同学到乌克兰的德聂伯彼特罗夫斯克旅游。就在这一天的《共青团真理报》上独伊读到瞿秋白英勇牺牲的消息。独伊顿时一阵强烈的头晕目眩，失声大哭，当即昏倒在地。老师和同学急忙抢救，独伊慢慢从深沉的哀痛中苏醒过来。回到莫斯科后，鲍罗廷夫妇将独伊接到家中给以无微不至的关照。
独伊回忆说，鲍罗廷爷爷与美国记者安娜·路伊丝·斯特朗创办了《莫斯科新闻》的英文版。为此，1948年，在苏联的肃反运动中，苏联当局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将斯特朗驱逐出境。鲍罗廷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惨死在牢狱之中。50年代初独伊和她的爱人李何在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工作时，曾在街上见到过鲍奶奶。在遍地克格勃监视的情况下，相互都不敢打招呼。后来，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对独伊说，那一天，鲍奶奶在街上看到了你，却不敢相认。回家后哭了一场。独伊听后哽咽无语。1956年，苏联政府为鲍罗廷平反昭雪。独伊说，1956年夏天，我和妈妈去拜会了鲍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