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我在海城地震时采访
作者：周保华
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省南部海城、营口一带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此时正是十年浩劫的后期，新闻更被严密控制，社会公众是难以了解灾情、灾区真实情况的。2月5日，即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新华社才播发了一条发生地震的简讯。3月12日，播发了《国务院通报表扬辽宁省南部地区地震预测预防有功单位》的消息，同时还播发了我和辽宁分社几名记者共同采写的《辽南地震灾区人民泰山压顶不弯腰、重灾面前不低头》的新闻稿。
在上述数量少得可怜的稿件中，没有人员伤亡数字，也没有房屋倒塌的统计。稿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向国内外透露出“我国地震工作队伍对这次强烈地震做出了预报”，“使这次地震在这个人口稠密地区所造成的损失大大减轻”的重要信息，但也仅限于这两句干巴巴的话。
33年前，我是新华社辽宁分社派出的第一位采访辽南地震的记者，而且参加了持续一个多月辽南地震报道的全过程。最近，我找出当年保留的资料，写出这篇迟到的报道，掀开蒙在海城、营口地震长达33年的面纱。
地震办里度过难忘的一夜
1975年2月4日晚上，我吃过饭后，来到分社办公室，向领导汇报情况。突然间，办公楼剧烈地摇晃起来。我立即意识到发生地震了。分社领导当即派我到辽宁省地震办公室了解情况。我二话没说冲到楼下，坐上分社老掉牙的苏式吉普车赶往省地震办公室采访。
地震办灯火通明，走廊里人来人往，打电话的喊叫声接连不断。从地震办同志口中得知，地震发生在辽南地区，震级超过了七级，有人员伤亡。我用电话将这些情况报告分社值班员，他们再用长途电话向北京新华总社报告，最后由总社根据电话记录铅印成内参稿，直接送中南海。在当时通讯设备极为落后的状况下，这已是最快速最有效的办法了。就这样，有了新情况，我就马上打电话向分社报告。
大约在夜里12点左右，辽宁省委秘书长来到了地震办，这是当天夜里到地震办级别最高的领导。他得知我是新华社记者后，当着我的面指示地震办的领导：在简报没有送省委之前，情况一律不能向记者提供。我立即表示反对，说：“通过内参渠道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是党中央交给新华社记者的光荣任务，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干扰新华社记者对地震灾情的采访。”秘书长见我态度坚决，换了个口气说：“你要考虑到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总比新华社晚，对省里的工作不利。咱们商量一下，能不能等省委向中央报告之后你再发稿。”在这人命关天的时刻，听了这种话，我非常气愤，明确地告诉他：“我是新华社记者，也不归你领导，你指挥不了我。”说完，我转身又去了解情况，忙着继续发稿了。好在秘书长一行呆了一会儿就走了，对我的工作没有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但事情并没有结束，这位秘书长后来就此事专门向辽宁分社社长孙铭惠同志狠狠告了我一状。我把当时的情况如实做了汇报，老孙略加思考说：“你没有错。当新华社记者就是要对人民负责，对党中央负责。但今后你要学会处理问题的方法，不能授人以柄。”
1975年2月4日的那一夜，我和辽宁省地震办的同志们都熬红了双眼，喊哑了嗓子。也就是在这一夜，我学会了吸烟。
全世界第一次成功的地震预报
海城、营口地震发生之后，中央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为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为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前往灾区慰问。同时，国家地震局局长也率大批地震科技工作者赶赴灾区，监视震情，并进行科学考察。分社领导把随国家地震局专家采访的任务交给了我。
瓦砾，废墟，残垣断壁。震后的海城、营口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都是一片凄凉的景象。坐在飞机里向下观望，地面上房屋受损程度呈现出波浪式，即一片废墟之后，紧接着却是一片受损程度不同的房屋，接着又是一片废墟……同行的国家地震局专家告诉我，地震发生时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像海浪一样，有高峰也有低谷，于是就产生了这种现象。
辽南是东北最为繁荣的地区，人员稠密，地震发生时正值寒冬腊月的夜晚，这些因素无疑都会增加人员的伤亡。按建筑物遭到破坏的严重程度估计，海城、营口地震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至少应在10万人以上。但事实上，这次地震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并不大，遇难者共有1328人，而且主要是行动不便的老人。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搞清楚了出现这一奇迹的原因：国家地震局和辽宁省地震办对这次地震做出了成功的中期和短期预报。
海城地震预报的前期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6年邢台地震以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以著名科学家李四光为首的一批科学工作者投入到地震科研工作之中。李四光教授根据地质力学的理论和地震活动迹象，明确指出“京津唐张要注意”。地震科技工作者也明确将东北的辽宁列入地震危险地区，给予了重点关注。根据邢台地震以后国家确定的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群众，做好预测预防工作的方针，辽宁城乡广泛建立健全了“群测群防”地震预测预报网。这些都为后来的中短期预报获得成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973年内辽南地区小震活动增强，前兆异常出现；1974年6月全国地震会商会确认了辽宁提出的1至2年内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中期预报意见；1975年1月国家地震局又确认了辽宁提出的短期预报意见。
时间一天一天地接近2月4日，辽南地区各地震观测网点不断向省地震办报告临震前的种种迹象，其中营口市石硼峪地震台、旅大市（现大连市）地震台金县观测站、盘锦地区地震台、海城县地震观测站等众多的观测点，在第一时间陆续向上级报告出现明显地震前兆现象。2月4日0时，辽宁省地震办把临震预报意见送达了中共辽宁省委。2月4日上午，辽南地区临震的前兆更为明显，省地震办领导心急如焚，想尽办法找到了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省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伯秋。李伯秋是到地方“三支两军”的军队干部，时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伯秋听完汇报后立即下达了命令：全省各市，特别是辽南地区各市、县、公社、大队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迅速组织群众撤离房屋。在农村要动用民兵逐户劝说群众离开房屋到院子里暂住，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组织群众到场院看电影的办法，把大家吸引到屋外。李伯秋的这道命令是2月4日上午10时30分发出的。海城、营口一带的群众，在干部和民兵的劝说下，纷纷在屋外搭起草棚居住。有些年纪大的人根本不信有什么地震，硬是不愿离开，最后是被民兵强行抬出去的。但也有犟的，就是不出屋，也有的年老体弱者不能出屋，后来的结果表明，死亡者中主要是后面的两种人。当日，即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7.3级强烈地震发生了。
由于事先有预报、有预防，灾害大大减轻。其实，早在1974年夏海城中期地震预报发布后，辽宁省就动员各行各业，在抗震普查的基础上，对一些无抗震措施和年久失修的重要工程设施进行了应急设防。例如用钻孔注入环氧树脂的办法，加固了太子河中游浸窝水库业已裂缝的水泥大坝，使其经受住了7.3级地震的袭击，保护了下游辽阳、营口及两岸几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是一次成功的地震预报，也是根据临震预报采取措施最得当的一次。据专家估计，海城地震预报成功至少拯救了10万人的生命。在极震区，无一人死亡的有493个村，占总数686个村的72%。我在采访本上飞快地记录着这些数字，心情格外的兴奋。以李四光教授为代表的我国地质地震科技工作者功不可没，同时有我国鲜明特色的“群测群防”网络也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我挥笔写下了反映这一重要科技成果的内参。随后又在此基础上改写成了公开新闻。新闻稿发到北京后，新华总社国内部领导格外重视，作了精心的修改。然而，当时的舆论被“四人帮”牢牢控制，这样重要的稿件必须送姚文元审。其结果可想而知，此稿被他“枪毙”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