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感受１９７８年历史转折
作者：汪澍白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溘然长逝，10月6日“四人帮”束手就擒，“文化大革命”的空前祸乱，至此宣告结束。由于继位者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因遵遗训，各项工作便只能在徘徊中龟步前进，但是，党内外的进步力量强烈要求变革，到1978年便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在组织上也迅速推进了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在政治上，更通过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并在初步清理“左”倾错误和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基础上，进而实现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
1978年对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对我个人的命运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联系这两方面来追怀往昔，有几点感念特深。
（一）一场热火朝天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时，我正下放在益阳橡胶机械厂。益阳地区人民同全国各地人民一样喜出望外，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游行。游行队伍载歌载舞，有舞狮子、耍龙灯、踩高跷的，还有人演出了笑骂“四人帮”的活报剧。老百姓争相燃放鞭炮，它的残屑堆积在街头都有几寸厚。这种历史性的欢庆场面，我有生以来，只有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和1949年南京解放时亲身经历过。遗憾的是，在这一热烈欢庆之后，接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却在讲话中强调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还要继续批邓。并提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新任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又于11月18日主持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强调揭批“四人帮”要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稍后，省委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我作为益阳橡胶机械厂的宣传科副科长参加了那次会议。会上传达了汪东兴的讲话，他强调要宣传“华国锋有内秀”、“邓小平那两下子已经试过了，不行嘛！”至于揭批“四人帮”，他不提批“左”，说重点在于批右。我原先期待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一定是一次思想解放的会议，不想汪东兴的讲话大开倒车，让我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1977年2月7日，全国各报刊发表了由李鑫（原任康生秘书，此时为中央理论学习组负责人）主持起草、汪东兴批发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文章以最权威的方式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被称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它实质上是要把毛泽东生前的最高指示和决策延续到当下以至今后。这样一来，人民群众热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与历来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要求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解放出来，要求纠正极“左”路线，发扬民主精神，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改革，等等美好愿望，都将化为泡影。
就我个人来说，只因坚认1957年《新湖南报》的反右有问题，30年来头顶上已先后被扣上“中右分子”、“右倾反党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多种帽子，总是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来。粉碎“四人帮”时，原指望有一个解放思想和平反冤案的新时期，谁知又抛出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气得我七窍生烟。
面对“两个凡是”的压力，幸好理论界、新闻界的先觉之士早就在摩拳擦掌，酝酿进行批驳。1978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成所写的《标准只有一个》，文章不长，也没有排在重要的地位，但作者的观点很鲜明：“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是批判“两个凡是”的牛刀小试。
接下来，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该报特约评论员的长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由《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并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全文。
按照平常的习惯，如由《光明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那是很平常的事，现在由《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转载了《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就不同寻常，令人刮目相看。我反复阅读了几遍，深感此文理论上很深刻，政治上很准确，是一篇能够冲破“两个凡是”精神枷锁的重头文章。我又联系自己的思想，试作了一篇题为《破除宗教迷信》的文稿，但因多年没有练笔，自觉此文理论苍白，文词晦涩，不敢把它投给报刊，只好暂时束之于高阁。
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我越来越想回到理论工作岗位去。为此，下决心去省委组织部找干部处长赵培义申述我的愿望。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并且提出要我到湖南各大学去了解哲学系与马列教研室的情况，自己作出选择，然后再由组织部进行安排；这同1974年他和我谈话时所采取的僵硬态度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呢？主要是形势变了，赵的思想跟上了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胡耀邦出长中组部以后，把解决积案如山的冤假错案当成火烧眉毛的当务之急，他那种疾恶如仇和“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精神，对各地组织部门干部的确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按照赵培义的意见，我首先去湖南大学找校党委成员涂西畴了解情况，他认为湖大的领导班子思想“左”倾僵化，劝我不要去那里。第二站我去了湘潭大学，哲学系的卢枫老师表示学校还属草创阶段，但有可塑性，希望我去哲学系共同奋斗。卢枫又陪我去看望了哲学系主任沧南和经济系主任尹世杰，两人都表示欢迎。再回省委组织部汇报，干部处就于1978年8月12日正式把我的关系转到湘大哲学系来。（卢枫看到介绍信上我是行政13级，职务一栏又是副科长，他很气愤地说：如果对我这样不公正，我就坚决不接受。我说：我的态度是“追求真理，不计名位”，现在能让我归队做理论工作就算是不错的。）
哲学系主任沧南根据我的学历和经历，建议我今后担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新课程。由于这门课程在国内还没有哪个学校开设过，也没有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便派我去找北京大学向行家求教。1978年12月我从长沙乘伊－14飞抵北京，通过原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方克的关系住在《红旗》杂志社的招待所里。然后去北京大学找1946年由我安排在爱晚亭边住过的西南联大哲学系同学邓艾民，他这时是北大中哲史教师，对我这个当年的山涧邻居（我当时也住在爱晚亭旁）很热情。但他表示自己对马哲史并不懂行，便介绍我去找在这方面有相当基础的黄楠森请教，黄先生送给我一本由苏联人编写的有关马哲史的小册子，他表示：这一课题在中国还刚刚提出，一切要从头做起。
在住宿《红旗》杂志招待所期间，方克与我联系比较密切，他拿出一篇准备参加真理标准讨论的大文章，要我毫不客气地动笔修改。当时《红旗》的总编辑熊复是从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调来的，他于1978年5月到任时，就宣称《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是有问题的；两个月后，由于全国各地和各界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十分热烈，熊复忽然打破沉默说：“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要写，但要注意现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应强调发展与创新，不应强调新结论代替旧结论，而应强调坚持和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以坚持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写出一篇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抗衡的文章，这一任务交给了副总编方克。
方克遵命作文，拟题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经熊复请示汪东兴，汪提出标题要改成《〈实践论〉的认识论》，只讲一般的认识原理，不专门讲实践标准问题。方克觉得避开实践标准这个大家关心的问题不好，后来调和一下，将标题定为：《重温〈实践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