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论孔子学说
作者：吴 江
今有“论语热”，探讨孔子学说，宣扬传统文化，善事也。究竟什么是孔子之学？兹从旧作中摘出一些段落，供“百家”评议。
——作者注
孔子学说是儒家学说的开创学说。我说“开创学说”，是说孔子本人的学说并不包含我们现今所讲的儒家学说的全部，甚至也不包含战国时代儒家学说的全部。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就说过：“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韩非子·显学篇》）韩非是研究过孔子及孔门各家学说的，他的这个问题提得有道理。战国时代几个大儒，取舍已很不相同，如孟子取“仁”；荀子取“礼”；子夏居魏地，为魏文侯师，他是传经大师，又和法家关系密切。看来，他们同是儒家，同传孔子之学，但各有侧重或创新。战国以后就更是这样了，像董仲舒、程朱陆王，他们的学说距孔子的原始儒学尤远，尽管他们都自称孔门嫡传，都表示虔诚地拜在孔子的门下。
对原始儒学，即孔子本人的学说，现时代的人认识也不同。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奴隶说话，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封建立言。有人说孔子贵“仁”，有人说孔子重“礼”。有人把六经看做孔子的学说，有人不以为然，以为那不过是周的旧籍，如此等等。两千多年前的事，或全亡无征，或其征不足，或有征而解释不同。看来，不仅孔门后学难以考订，就是孔子学说的有些内容也难以考订。有些问题已经打了一二千年的官司，恐怕还要继续打下去。不过困难虽然有，我们还是要勉力来做这场官司的一方。因为关于孔子的学说，剔去种种超时代的增饰，毕竟还有线索可寻。
一
研究孔子，根据什么？无非是根据有关书籍记载和所处的时代。孔子十五志于学，二十四岁葬母时就有门人帮忙，但他的著述生涯却开始得较晚，根据周卜官和史官积累的材料整理出六经时已近七十岁了，修订《春秋》是在他死前的两年。有人说，六经即孔门儒学。六经为古籍古事，经孔子删定，孔子当然是立意宣扬并有所寄托的；有的可能是作为珍贵的掌故文献保存下来。《列子》记杨朱的话说：“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在平王东迁时丢失一大部分，春秋时所剩无几。加之，原来在王室掌管书籍的缙绅先生们这时多已离散，各自找饭吃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删定六经，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大批有价值的古文籍，实属难能可贵。
现在我们研究孔子，主要根据四部书。一是《春秋》。孔子用鲁史官所记《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凡242年。《春秋》这部书对于孔子来说与其他经书大不相同。孔子自命为“继周者”，且自命为下一代的“新王”。“新王”之礼就寄托在《春秋》里面。孔子说：“吾志在春秋。”孟子也曾转述孔子的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孔子在周道衰微时通过修《春秋》以拨乱反正，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是著作，也是著作。历来人们公认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于正名分、立名教，有褒有贬，使乱臣贼子惧。所谓“正名分”，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夫妇、贵贱尊卑等各符其名，各守其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就以《春秋》为最高标准。古代中国一以贯之的宗法等级思想，以及奴隶制宗法等级思想与封建制宗法等级思想的一致性，都充分地表现在《春秋》一书里。
二是《论语》。关于《论语》的源流尚有争论，但一般认为《论语》系战国时孔子的再传弟子（据说是曾子、有子的门人）编纂而成，非孔子亲笔。康有为认为，《论语》虽出自孔门弟子之手，战国时儒分为八，则难免“各尊所闻，各明一义”，就难免有战国儒者的一些观点掺杂其中。因此，《论语》尚不足以尽孔学的全貌。
三是《易经》。据《史记》载，《易经》的一些卦象辞、爻象辞是孔子亲作。孔子的重要哲学思想反映在《易经》这部书里。这里附带说一下，《易》一般认定是殷末周初的作品，但后来郭沫若提出新说，认为《易》是战国初年的作品，姑存疑。
四是孔子删定的《仪礼》十七篇及其他礼学著作。孔子生前大声疾呼以“复礼”为己任。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正名分的思想，在《春秋》中已有充分表述，《春秋》不妨说就是一部礼学著作。《仪礼》十七篇，其中最重要的是《丧服礼》一篇，孔子弟子卜子夏特为之作传，其中亲亲尊尊长幼男女有别那一套规定得最具体清楚。此外，阐明孔子礼学的，还有汉时儒生所编的《礼记》一书。此书有些篇目如《中庸》、《礼运》，记载孔子一些言论，其价值不低于《论语》，可以补《论语》之不足，明《春秋》之未尽。
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明白：孔子自己确实没有专著，孔子多借整理古籍或史料寄托自己的思想；再就是孔子后学追记下孔子的一些语录，片言只语在所难免。凭书籍研究孔子，由于根据不一，理解各异，见仁见智，发生争论是极正常的。因此，要研究孔子，弄清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十分重要的。
二
孔子所处的是怎样一个时代呢？孔子生当春秋末期，周王室已衰微，成了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礼废乐坏，旧的等级名分被破坏，宗法秩序被搅乱，尊王之风殆尽。这就是孔子所谓“乱臣贼子”的时代：天子失政，诸侯互攻，大夫争国，私门斗公室，弑君弑父之事时有发生。孔子所亲见亲历的就有：周王子朝攻逐敬王；鲁季氏逐昭公，阳货囚季氏；卫灵公父子争国，太子蒯聩出走，后来又是蒯聩与其子蒯辄争国；齐崔杼、陈恒先后弑君；楚平王弑灵王；吴阖闾弑王僚。此外，各诸侯尚有不少篡乱。《春秋》二百多年就记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三”。其时还出现诸多“百工暴动”，就是下层群众起来造反。在郑国就有耕奴为“盗”，太叔兴兵，尽杀之；鲁国有匠人“皆执利兵”，进攻公室；晋国人民不服从国君的命令，听到命令就像遇见强盗似的纷纷逃走；齐国由于公室加重剥削，人民受不了饥饿，纷纷逃到待遇较好的陈氏家中去，等等。这些事件反映了时代的大变动，即所谓“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这种情况在旧统治者眼中自然是礼崩乐坏，“上下失礼”。礼制被破坏，是当时统治者最头痛的一件事。“礼，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一年》）“无礼必亡。”（《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旧统治者自然要竭力维护礼，力挽礼的颓势，使反叛作乱者复归于礼。
其时，法家学派尚未形成，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已提出不能单纯靠“礼治”，也要有点“法治”。所以，郑国子产制刑书（有条文的法律），邓析制竹刑（竹法）。接着，晋国的范宣子铸刑鼎，把贵族秘而不宣的法度公之于众，这种行动在当时有利于“私室”而不利于“公室”。这就引起了一场关于礼、法之争。有人对这场争论采取超然的态度，如管子。《管子·枢言篇》说：“法出于礼，礼出于俗。”意思是，俗间的习惯便是礼，礼加上强制力便是法。孔子则明确地站在“礼治”的立场上而反对“法治”。他认为“法治”就是破坏了周礼，他说：“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按：晋国最初受周封的君主是唐叔，他从周天子那里带来了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对于范宣子的铸刑鼎，孔子表示十分不满，所以说话颇有些慷慨激昂。
孔子是不是完全否定“法”呢？也不是。孔子有几句格言式的话：“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是主张“齐之以礼”的，因为在他看来，“礼者禁于将然于前，而法者禁于将然之后”（《大戴礼记·礼察篇》）。就是说，礼能事先禁止不法行为的发生，法只能在不法行为发生后消极地予以惩罚。这就是孔子主张“礼治”而反对“法治”的主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