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社会进步还要制度保障
作者：资中筠
汶川地震，举国震惊，伤亡惨重，全民哀悼。此时此刻，自己觉得特别无力、无奈。但是心有所系，心有所忧，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引发悲伤、焦急、鼓舞、敬佩、忧虑、愤慨、叹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从万千思绪中升起希望：这是否可能成为社会转型的拐点；改革途中的里程碑？
留住“民气”需要制度保证
在重大灾难降临时，人的悲悯之心容易被激发出来，凸显人性善良、崇高的一面，汇集起来，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力量，这次震灾中这一现象表现得特别充分。人们常与1976年唐山大地震比较，那次因为完全封锁信息，宣传仍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邓”，就在余震波及的北京，居民只经历了暂时在室外生活的不便，却没有激起对唐山受灾同胞感同身受的关怀，也无从关怀，根本谈不到全民救灾。差可比拟的却是同一年初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举国同哀。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段时期，人与人之间距离忽然拉近，感情似乎升华，社会秩序空前良好，经常发生的因挤车、排队、自行车相撞而吵架之类事一时绝迹，连大声叫嚷都少。有人刚要发作，旁人说一句，“都什么时候了！”就可以立刻化解。似乎在这种时候吵架就是亵渎逝者，大家正面临共同的重大灾难，个人间的摩擦都微不足道。这种情绪固然由于周总理的人格力量，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人们多年压抑无告的痛苦、悲愤和对国家前途的深刻忧虑都喷发出来，寄托在对周总理的哀思中。此事与当前的事件性质当然不同，只是说明“国殇”有时能成为一种民族凝聚力。
但是，这种感情，这种“民气”，无论多强烈，多高尚，如没有其他条件，是难以持久的。灾难过去后，一切恢复正常，各种矛盾，各种劣根性，各种陋习也随之恢复，也许还会引发出新的矛盾，新的恶行。温总理题词“多难兴邦”，是古训，也是有历史依据的经验，此时以此鼓舞民气十分恰当。但是在现实中“难”不会自然而然通向“兴”，从前者转到后者有许多条件，这条件需要人为地去创造，其艰巨的程度不亚于救灾，而所需要的胆识、智慧、韧性和毅力则过之。在当前我国特定的情况下，归根结底，就是要把在灾难中涌现出来的善心、善举以及各种创新成就用切实的措施、法律和制度给予保障，使之持续下去，使人的善意能有畅通的渠道尽情发挥，当然包括废除一些阻碍“兴邦”，甚至造成“多难”的旧制度、旧法规，乃至旧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来一次“除旧布新”。
“多难兴邦”，人所共祷。见到报刊有“凤凰涅”、“浴火重生”等各种提法。这是一种浪漫的夸张。这次灾情虽然严重，还是局部的，并非全民都“浴火”。我只希望这次能在社会转型中标志着一个新的拐点，伤痛过去后不再回到老路，想到了几点，或许可以作为漫长的“兴邦”道路上的几蹬台阶。
为媒体松绑
这次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媒体的报道，至少有下面几点新意：
关注和展现了苦难：一场严重灾害的直接后果首先是相关人群受难，是公众最关注之事。但是直到不久前的雪灾，我国媒体对各种天灾人祸一贯的做法是本着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只让公众在事后看到已经解决的景象（有时实际并未解决），着重在各级领导如何重视，镜头上出现的多是受惠者的感激、满意的笑脸，而看不到受难者的不幸。甚至灾难尚未完全过去，就急忙奏凯歌，表彰功臣。这次则有所不同，从一开始，灾情的惨状、灾民的苦难得到了现场真实的展现；救援的手段、过程比较透明，既公布已有的成绩，也坦诚说明尚待解决的难题，对全国人民的关怀和疑虑有所交代，尽到了新闻媒体名副其实的职责。
新闻渠道多样化：除了指定的主流媒体外，许多报刊都及时派出了自己的记者到第一线采访。实际上我国相当多的报纸和期刊已经拥有一批训练有素的优秀记者、编辑和作者，这次得以一显身手。尽管电视现场采访权仍为中央电视台所专有，但纸质媒体出现了丰富多彩的第一手报道、精彩的摄影和多视角的评论。在这种情况下，无形中形成一种良性竞争。凡是有条件的报刊都不甘炒别人的冷饭，既然大家都报道同样的题材，就必须争取有自己的特色，挖掘自己的故事，发挥所长，表现出独到之处。以我经常收到的多种报纸、期刊来看，的确都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内容：或是本刊记者、评论员自己的稿件，或是外部作者的文章，有特别感人的纪实和抒情，有对关键人物的采访，也有视角独特的评论。此时能够发挥广泛的社会联系，约到好文章，也是报刊的一种功夫。总之，这一次的媒体（包括期刊）避免了千人一面，真是百花齐放。我读着一个个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为之唏嘘泪下，同时看到我国媒体人的高度敬业精神、胆识和专业能力，欣慰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这钦佩也包括对中央电视台在一线的记者）。只要有机会、有条件释放出来，我国新闻媒体的实力和才干是可以赶上国际水平的。可以说：“给点阳光就灿烂”。作为一名老人，我羡慕这些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同时看到民族的希望。
问责和揭短稍有突破：天灾固然非人力所能左右，但是伤亡的程度与人为因素的关系是公众心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往日的惯例，这些都是不可言说的“敏感话题”，是新闻的绝对禁区。这次则有所突破：例如震前预报问题、学校建筑质量问题、救灾物资和钱款的发放问题，等等。当然，公开见报的只是冰山一角，远非全貌，但是抓住个案不放，向纵深挖掘，已经触及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的本质，足以引起警觉，增加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难度。
必须承认，这次新闻报道中所表现的新气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某些不合理的成规、禁令被冲破、被弃置不顾的结果。事实证明，在灾难来临时，透明度越大，越有助于消除疑虑，释放善意，从而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否则老百姓就只能依靠“出口转内销”，或小道消息满天飞，坏事成倍地放大，谣言不胫而走，只能造成人心惶惶。然而这样明显的道理“有司”不察。我国新闻管制的习惯路数是：一事当前，首先想到的是统一口径、“编辑”、过滤，或封锁真相，设立各种禁区，束缚媒体手脚，最后想到（或根本不想到）的才是老百姓的知情权。这一次，灾难太深重了，举世关注，中国媒体人的良知和责任感，还有难以控制的互联网的冲击，突破了预设的种种禁区，不可阻挡。这是一种非常时期的非常现象。
灾难的高潮过去后，这种“非常”能否持续下去变成“正常”，还是又退回原来的旧轨道？我希望前者，担心后者。最低的希望是不出现“秋后算账”的恶劣行径——例如现在暂时“法不责众”，危机过后，伺机以其他借口，选择一些对象进行报复。进一步希望是使这次的“非常”持续为“正常”。这单凭“良心发现”是不足恃的，需要一次实质性的改革，用法律固定下来。改革的方向应该变“内部”为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人民日报》4月30日文章标题）。与限制新闻报道相反，是限制新闻官和有关部门的权力。记得改革开放之初，“跑批件”、“买卖批件”成为经济领域的一大公害，是扰乱正常市场经济和腐败之源。解决之道无他，就是放开经济自由权，缩小审批范围，许多经济活动不需要“批件”了，市场本身的规律就可发挥作用，从而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诚然，在经济领域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权与钱的关系还没有理顺，但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已经有很大的进步。而宣传领域则至今未见有任何进展。这一次媒体的集体冲刺是一个难得的契机，放开管制，天下不会乱，这一事实应该为更多的执政者所认识，如果能乘势促成早已滞后的新闻改革，以新的思维建立新的法律制度，解放媒体，则国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以及“监督权”，可望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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