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译林》事件始末
作者：施 亮
原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先生是先父的挚友，父亲病逝后他还与我家保持了亲密联系。他曾经赠我两本书《波涛上的足迹》和《如沐清风》，书中回顾了他编辑生涯数十年见闻感受，尤其《译林》创刊伊始，因一封告状信引起的风波，颇能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通俗小说出版的几经波折历程。这也表明了，改革开放过程实质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我得到他同意，对此事件一些资料经过编辑整理，概述其始末。
《译林》创刊
《译林》创办于1979年。时任江苏省出版局的局长高斯说，那时由于文革灾难而造成了全社会的“书荒”局面。江苏的出版事业刚恢复，为应急重印了一批中外文学名著，文化部出版局决定的外国文学图书目录中，依然仅限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名家作品。但是，这些名著毕竟只反映的是历史社会生活，与现实有一定距离。可广大读者经过长期文化禁锢，迫切需要打开窗口，了解当今世界。于是，江苏省出版局审时度势，决定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创办两种大型文学期刊，一是刊登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钟山》，再是介绍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译林》。
筹办《译林》的任务，交给了李景端。他原在大学学的是外贸和俄语，1975年才进入出版界，与外国文学界可称是隔行如隔山。但是，他凭着满腔工作热情，白手起家，团结一大批外国文学翻译界的专家学者，创办起了后来在海内外文化界有着巨大声誉的《译林》杂志。一次，李景端从报纸上看到著名翻译家戈宝权是江苏人，便给戈老去了一封信，说明江苏正筹划创办《译林》外国文学杂志，希望能得到戈老的指教和帮助。不久，戈老复信表示积极支持，寄去6首罗马尼亚爱明内斯库的译诗，供创刊号刊用，信末还表示如有困难尽可以去找他。戈老后来在文章里自豪地说：“在外文所里，可以说我是第一个支持《译林》的人。”《译林》受到挫折时，戈老在第二期写了一篇文章《把“窗口”打开得更大些吧》，结果有人嘲讽他说：“窗口再开大，蚊子、苍蝇就全进来了。”可见得，当时对改革开放的态度，在知识分子中也是看法不一致的，有人欣喜欢呼，也有人徘徊疑虑。李景端在戈老的帮助下，还聘请一批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担任编委，帮《译林》出点子。其中有钱钟书、杨绛夫妇和杨周翰、周煦良等人，都是他费尽周折，再三“蘑菇”，好不容易才请来的。这些学者专家以后都真诚地关心与支持《译林》，在李景端的《如沐清风》一书中就刊有数十封他与钱钟书、杨绛夫妇及萧乾、黄宗英等人的通信，可以见证他们与《译林》的亲密友情。
当时，北京已有《世界文学》，上海也有《外国文艺》，《译林》在外国文学界将如何定位？他们经过一番征询调查，为了有别上述两本刊物，《译林》决定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以介绍外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健康的通俗文学为重点。1978年夏天，全国影院正放映英国侦探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受到广大观众们欢迎。李景端灵机一动，若把该片小说原著译出，就能使观众们更进一步了解影片疏漏的许多细节。于是，他很快约请了上海外语学院的3位英语教师翻译，赶在《译林》创刊号上全文登载。1979年11月，《译林》第一期推出了，首先以本刊编辑部发表文章《打开“窗户”，了解世界》，明确指出：“创办《译林》外国文学丛刊，就是为读者多开辟一个了解和研究世界的‘窗口’。”同期发表了著名学者范存忠、陈嘉、袁可嘉等人的文章，尤其在这期登载了《尼罗河上的惨案》的全文后，使得长期受到文化专制禁锢、多年未读西方当代小说的广大读者们引起不小震动，初版20万册，很快售完，立即又加印了20万册。据邮局的人说，南京邮局每天外地邮购的汇款单要用大邮袋装，汇款员们因工作量顿时增加好几倍而叫苦不迭。甚至，还出现一个有趣的小插曲，《译林》的原定价1元2角，而黑市小贩卖一本则要2元，还外加两张香烟票。这说明广大读者是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是欢迎《译林》的。《译林》第一期出刊后，就收到了读者来信1万封。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同志还在一次大会上推荐了《译林》刊载的作品，此外广东省徐闻县勇士农场林伟等6名青年，及黑龙江涤纶厂与贵州凯山467信箱的一部分青年，还自动组织了读评《译林》的活动。
读者们的反映如此强烈，使《译林》编辑部的人们既感到欣喜，也感到意外。但是，更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接踵而来了一场风波。
一封告状信引起的风波
1980年4月中旬，主持《译林》编辑部工作的李景端听说，北京有某位领导人的讲话传单，上面点了《译林》的名。那时有不少小道消息，多是通过这种油印传单先传出来的。李景端打电话向消息比较灵通的《钟山》一位编辑打听，那位编辑说是有这回事儿，是中央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人胡乔木在一次讲话中点了《译林》的名，说是“现在有些杂志只顾赚钱，南京《译林》就是这样的杂志”等等。这使编辑部的人们有些不安，他们怎么也猜不到，一本刚出刊的《译林》，究竟犯了什么错误，竟会惊动了这么高的领导人？
直到4月下旬，才进一步明了情况。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冯至先生，在1980年4月7日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对江苏的《译林》刊登了《尼罗河上的惨案》和浙江出版了《飘》表示不满，信中说：
“目前有关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某些情况，觉得与左联革命传统距离太远了。近年来有个别出版社有片面追求利润的倾向，当前我国印刷和纸张都很紧张，他们却翻译出版了些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作品。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丛刊’《译林》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用将及全刊一半的篇幅登载了英国侦探小说女作家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一作家的《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这些书刊被一部分读者争相购阅，广为‘流传’，印数达到数十万册以上。
侦探小说也有优秀的、启人深思的作品，但是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有时还能造成坏的影响，根本谈不上对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任何好处。
克里斯蒂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已开始写作，三十年代已大量生产，我见闻有限，过去却很少听人提到过她，为什么现在忽然这样‘时兴’？从这点看来，我们读书界的思想境界和趣味，真使人有‘倒退’之感。
我国自从‘五四’以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对于新文学的建设和革命事业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回想三十年代，我国进步的出版界，出了许多进步书刊，为革命事业做出不能磨灭的贡献。现在为什么有的出版社置自己的责任于不顾，出那些‘惨案’、‘谋杀案’之类的书籍而沾沾自喜？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
去年八月，美国文学研究会在山东烟台开会，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会上散发了三种他们新出版的美国小说（按：指《钱商》、《珍妮的肖像》、《医生》）。一位美国专家说，这样的小说，在美国都是供人在旅途上消遣，看完就抛掉的书。据我所知，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正派的出版社和书店，也很少出版出售红红绿绿只供人旅途上消遣的书籍，想不到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下的出版社，却有人对那样的书趋之若骛，这真有失我国文化界的体面。还听说，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放前傅东华翻译的《飘》印了几十万册，大为倾销。既不问《飘》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也不问翻译质量如何，这种行动，除去为了赚钱以外，我得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可是‘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当前出版界和读书界之所以有这样混乱现象，可以说是对十多年极‘左’路线广设禁区的一种惩罚。希望出版界多出些好书，不要趋‘时’媚‘世’，多想一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者应负的责任，把不良的风气扭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