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

作者:刘 晋





  
  “红卫兵”最早起源于北京清华附中,当时我是清华附中的工作组长,我亲眼看到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批判学校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北京市各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出现了高潮,学生自动罢课,领导组织瘫痪。
  1966年6月3日,在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北京新市委书记吴德和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参加,决定领导文化革命的八条政策,并把领导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任务交给团中央。当晚在北京市委礼堂召集有关各单位领导参加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
  中央团校决定由我和滑隆同志参加这次会议,听取吴德和胡克实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第二天6月4日上午,通知我和滑隆同志到团中央去参加紧急会议。胡克实同志讲: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团中央决定成立领导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总团。他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惠书昌任总团正、副团长,每个区成立分团。海淀区有六十六所中学是重点,也要成立分团,并决定由周杰、刘晋、滑隆为领导小组分任分团正、副团长。
  
  进驻清华附中建工作组支持革命
  1966年6月4日中午,我即带领中央团校五位同志到达19中,了解了情况后,建立了工作组。经过几天的工作控制了局面。第五天6月8日中午,我接到总团胡克实同志的紧急电话。他说:海淀区清华附中部分学生已自发组织了革命组织“红卫兵”起来贴大字报揭发、批判学校领导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但学校当局也组织学生保护学校当局。因为保学校当局的是多数,所以“红卫兵”受压制,处境困难。他要我立即带人去清华附中建立工作组支持文化革命、支持红卫兵、支持全校师生起来揭批学校领导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胡克实同志强调,清华附中是一个有影响的中学,是他亲自掌握的两个重点学校之一(另一个是城里的师大附中)。他要我每天晚上九点用直线电话向他汇报清华附中的情况。
  我感到任务紧急又重要,立即带领五人直奔清华附中。我把带来的五位工作队员撒下去,要他们看大字报,找不同年级、不同观点的人谈话,了解情况。我自己在学校也转了一圈看大字报,找校长万邦儒问了问情况,然后又找“红卫兵”的头头了解“红卫兵”组织的情况。据他们讲:五月份校方要发展一位学习用功的、家庭出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学生入团,而王铭、卜大华、张小宾、邝滔生、罗小海等七个人(家庭出身都是高级干部)认为共青团组织应该执行阶级路线,不应该发展这个学生入团。为此,他们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当局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宣布: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
  当时这七个人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夜里跳墙出学校到圆明园开会,并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起名为“红卫兵”,并以“红卫兵”的名义在6月2日写了一批批判学校当局执行“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学校当局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因此,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处于孤立状态。
  6月8日,我进驻清华附中了解情况后认为,这种混乱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当即决定让学校通知在大操场开全校师生大会,我以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和工作队名义,宣布成立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工作组,负责领导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工作,我兼任组长。我传达了北京市委“八条”并作报告,报告主要强调两条:(一)支持文化革命,支持揭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二)要有领导地进行,要讲政策,即“八条”。我的报告受到欢迎。
  群众运动起来之后,我立刻发现了一些违反政策的过火行为:①对一位女体育老师的批斗;②要批斗一位高中二年级的女同学。因为她是北京市一位局长的女儿,她父亲被打成“黑帮”;③初中三年级的同学要批斗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女儿。我立即召开大会宣布:第一,不准冲击学生;第二,不准冲击老师;第三,对学校领导万邦儒只准动口不准动手。
  清华附中的运动开展得比较正常。6月下旬,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主要精神是逐步引导学生“复课闹革命”,对各大中学校普遍成立的“红卫兵”要采取消化、溶合的方针,即把“红卫兵”中的头头,表现较好的,吸收到共青团领导机构中来。
  
  “红卫兵”写“造反有理”的大字报
  当时中共中央对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与“红卫兵”的那种革命精神是相抵触、相矛盾的。不过,我当时还未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
  我正在教学楼的走廊上看大字报,“红卫兵”的头头卜××和邝××拿了一张他们写的大字报给我看,并征求意见。根据记忆,大体内容是:我们要敢于造旧制度的反。要像孙悟空拿起金箍棒一样,敢于造旧制度的反,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有人说我们过火了,我们不怕,我们就是要把这火药味搞得浓浓的……我看了后,当即表示了几点意见:一是,造不合理制度的反,揭发批判不合理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是对的,中央也是支持的,但要讲政策,不能乱来。二是大字报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我要他们去读毛选,看看毛主席在这方面有什么论述,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
  当时,这张大字报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对我要他们讲政策不能乱来不满意,并说工作组保守了,后退了,他们开始与工作组有矛盾。本来这种大字报也是针对工作组的,但是我建议他们读毛主席著作,按毛主席指示办这一条,他们接受了。
  6月24日清华附中出现了一些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后来知道,他们在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上,从一篇并不太引人注意的短文《汉弗莱的哀叹》中,找到了一段黑体字,即毛主席在延安庆祝斯大林诞辰60周年大会上的一段讲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经他们修改后,把“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张贴出来。我看到了,还是没有引起重视。真想不到,这张“造反有理”的大字报是那样符合中央文革的要求,并神通广大地经中央文革江青之手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不仅对这些大字报加以赞扬,而且给“红卫兵”小将写了回信,这是后话了。
  
  工作组和红卫兵发生矛盾
  根据中共中央统一的布署,7月中旬以前各个学校要转入正规,因此胡克实同志要求我尽快解决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问题。我的方针是,让“红卫兵”头头中的两个人参加团委领导工作,张小宾为团委副书记,马某某为团委委员。这样一来,与“红卫兵”的矛盾就公开暴露了。
  7月中下旬,陆续听到工作组被赶出学校,不少大中学校又失控。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7月18日回到北京,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束缚群众的革命手脚,这话又由特殊的通道传到高干子弟那里。但我们却蒙在鼓里,即使是团中央领导人也不知晓。我遇到的一件事足以说明。
  那时我们还是想说服“红卫兵”的。我们去家访,通过家长作这几个红卫兵头头的工作。7月27号的夜晚,我们先到张小宾家,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接着我们去×××家。×××父亲是解放军××学院副院长。我还是介绍了清华附中文化革命的情况,并希望家长帮助我们做工作,我的话还没讲完,这位副院长就打断了我的话,并神气十足地讲:“工作组为什么不能反?!团中央为什么不能怀疑?!你们派到101中学的工作组副组长讲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用这种口气讲话,真使我大吃一惊,话是谈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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