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思想解放七论
作者：摘自《南方周末》
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
一论“思想解放”
●关山
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急务。思想本来就是自由的，只要言者无罪，自然言无不尽。而一部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一旦言无不尽，人类的智慧就很容易充分涌流，就很容易导入社会治理之中，从而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保障。
思想天性自由，但现实有限，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科学理性和政治理性的统一，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和政治家的明智选择。负责任的公民应该理解这种选择，与这种选择达成默契，学会对话、学会协商、学会妥协、学会合作、学会共赢。任何轻浮冒进都是要不得的，都可能导致新的曲折，不仅达不到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反而使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难以巩固。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教训，我们应有足够的警惕。
无可否认，现在不少领导干部不是心里不清楚、不明白，而是揣着“聪明”装糊涂。他们把保住既得利益看作自己的主要使命甚至是惟一使命。只要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思想要多“解放”就多“解放”，甚至不惜挑战党纪国法；只要不利于自己利益的，思想要多保守就多保守。改革就是要制约他们的权力，剥夺他们不合法的利益，使他们真正成为“公仆”，只能做有利于人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的事，而根本不能做不利于人的普遍自由和幸福的事。实际上，人民群众的思想和实践从来都是很解放的，他们没有不希望自由和幸福的，没有不希望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没有不关心自己的权益的。从这个角度讲，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显然只会来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人民群众。
有阻力就有风险，这就需要克服“求稳怕乱”的思想，树立敢为人先的理念，拿出“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正如任仲夷所言：“稳定压倒一切，但不去解决矛盾，矛盾最后就会压倒稳定。”思想解放从来不可能一帆风顺，但作为改革者，就应该不惧风险，以天下为己任。从改革初期习仲勋的主动请缨、袁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呐喊、吴南生“杀头就杀我吧”的豪言、任仲夷悲壮坚定的 “冒死挺进”，再到广东新领导班子的义无反顾，我们看到了一代又一代改革者执政为民的坚定信念，看到了广东的希望、中国的希望！
关键是突破既得利益的重围
二论“思想解放”
●笑蜀
思想解放阻力其来何自？
首先来自观念上的羁绊。发端于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中国经济总量已列世界第四，超英赶美的浪漫幻想，正在市场时代变成现实。但成绩也容易使人骄傲，变成前进的包袱；对成功的路径依赖，也会使人固步自封。观念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这就注定了思想解放很难得到他们的认同。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思想解放更大的阻力，显然来自既得利益。无可否认，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进程，是一个利益结构越来越不均衡的过程。强势群体拿走了过多的利益；有一些是合理回报，有一些却未必合理，而不过是利用制度缺陷、借助自己的特殊地位获致；还有一些甚至是罪恶得利。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是利益格局大调整，势必大大压缩既得利益的空间。某些改革先行者，后来成了既得利益者，进而成了思想解放的阻力。为什么思想解放容易口号化、标签化，难于落实，难于把自己摆进去？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对思想解放的抵触，应属人情之常。但一个国家的未来，一个民族的命运，不应为个别人的既得利益所累。何况，凡是不公平的都无法长久，本来就是历史的铁律。所以普遍自由和普遍平等，越来越成为人类共有的梦想；分享的意识、人均的意识，越来越成为社会舆论的最大公约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如钱塘之潮沛然东来，其势不能御。
人不可与潮流为敌。对既得利益的固守，或能持续一时，却不可能持续一世。不该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守不住，区别只在于是体面的主动让渡，还是不体面的被动失去。这就需要既得利益者有精神内省，有良知。人是要有一点信仰的，得有责任感、使命感，且不说超凡脱俗，至少可以活得更高雅一点，更有尊严一点。这就需要超越的眼光，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尊重社会的普遍感受，尊重社会的普遍需求，重建利益相对均衡的新秩序。大家好你才能好，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发展的红利，才可能国泰民安，你才可能是安全的。否则，在一个断裂和倾斜的社会中，纵然坐拥金山，坐拥无上权力，终究也不过是流沙上的建筑。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性关口，中国社会已经聚集起强大的内在冲动，不可能停下来了。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诞生史诗的时代。我们都在用自己的行状，书写各人自己的历史。而历史决不只是纸上的文字，它是一个民族的观念系统。一切世俗的荣耀都会在时间中风化，只有进入历史，进入民族的观念系统，才会真正不朽；也只有挣脱利益自我绑架，恢复信用，恢复尊严，取得与时代共同进步、与人民共同进步的资格，才是高雅的选择，才是智慧的选择。如何在这方面先行一步，自我刷新，让自己进入历史，至少不让子孙为自己蒙羞，恐怕正是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部分官员解放思想的切入点。
新的发展需要破除管制崇拜
三论“思想解放”（上）
●笑蜀
管制是权力的本能，这种本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淋漓尽致的展现，其结果是人民创造能力的全面衰退，是物质财富的全面匮乏，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凋敝。所以我们才要告别计划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而我们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就是自由与管制不断博弈的过程。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自由秩序的扩展，都是管制的式微，都是民间智慧的胜利。
但是，我们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毕竟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的必然结果，是国民财富大量聚集于政府手中。而由于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取之于民未必用之于民，就导致了天价行政成本。天价行政成本本质上无非一种管制暴利。巨额国民财富转化为管制暴利，严重阻碍了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特殊利益者强烈的管制崇拜。哪里有暴利可图，就下一道禁令，把哪里圈占起来；哪里管理成本太高，无利可图，也下一道禁令，彻底封杀，脏水跟孩子一起泼掉。
把禁令当作主要的执政手段，把管制当作主要职能，这显然有违政府天职。政府的职能跟交通警察有相近之处。交通警察主要是为行人和车辆提供交通服务，保证他们风雨无阻，而不是刻意制造交通障碍。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有权实施交通管制。同理，政府不是为管制人民而存在，而只能受人民的委托进行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犹如日常之洒扫庭除，从根本上说只是为自由秩序服务，只是为人民创造财富服务，为人民创造财富提供最优环境。
前三十年我们主要突破了对经济的管制，经济自由创造了三十年持续增长的奇迹。那么从现在起的后三十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突破对社会的管制，让发展的自由回归绝大多数普通国民手中。
这就需要新的思想解放。人民的强大奠基于人民的自由。自由是发展的灵魂，自由也是发展的尺度。但哪里有管制崇拜，哪里就没有自由，哪里就没有生机，哪里就没有永续的发展。新的思想解放从哪里下手？就从破除管制崇拜下手。政府不仅要在经济上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还要开放社会的自我治理，开放社会的意见市场，开放公民的有序参与，让公民不仅可以分享财富，更可以分享权利。
领导干部须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创造
三论“思想解放”（下）
●关山
解放思想要不停留在口号上，重要的一点就是顺应民意，尊重、保护和释放群众的创造。而亿万人民的创造一旦得到释放，任何人间奇迹都会创造出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更应该认识和尊重人民的历史地位，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创造。这是是否解放思想的试金石，也是落实解放思想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