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学术讨论政治化的历史记录
作者：杜 光
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了《共和国的三次哲学大论战》，作者萧岛泉。这部书翔实地记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次哲学讨论如何被政治化的历史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成了禁区，不许人们了解，三次哲学大论战更是知者寥寥。本书主要以论战双方的观点构成，为读者提供了许多可以了解那些论战的历史真相的宝贵资料。我虽然对那几次论战略有所知，但读了书中记载的那些论战的篇章之后，仍然不由得感到震惊。掩卷太息之余，思索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三次论战是中国社会大转变的哲学反映
这三次哲学论战的主题虽然都是哲学问题，但确实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变息息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说，三次大论战是中国社会面临大转折在哲学上的反映。第一次论战发生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前后，杨献珍在1953年和1955年，先后写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两篇长文。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由当时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构成，所以被称为“综合经济基础论”；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所以被称为“单一经济基础论”。这场当时还只是在马列学院的少数教员中进行的争论，正好发生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前后，当然不是偶然的。争论在扩展到社会上后，有人批判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是为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右倾主张”提供理论基础的，现在看来不无道理。不论杨献珍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在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遭到批判以后，他仍然坚持“综合经济基础论”，实际上是在理论上继续主张新民主主义秩序，与过渡时期总路线唱对台戏。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次论战是从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提法的不同看法引起来的。杨献珍认为，黑格尔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把思维与存在等同起来，是唯心主义的命题；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恩格斯肯定了的唯物主义的命题。在马列学院的教员中，这个问题在五十年代初就有着不同意见，但只有到了大跃进的时候才在社会上引起争论。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狂热气氛里，杨献珍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了公社化中的许多严重问题，便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角度，对“共产风”、“浮夸风”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些反对杨献珍的人则成了大跃进的吹鼓手，他们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有人甚至断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实际上是望不到边的。”这些严重对立的看法，反映了对当时出现的大转折的不同态度。大跃进把中国社会引到灾难的边缘，1959年7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是为扭转灾难的局面而召开的。彭德怀批评大跃进的万言书和杨献珍在会前两三个月的多次讲话，应该是及时的警钟。当时如果接受他们的批评，对大跃进进行认真的检查，改弦易辙，中国的局势就可以扭转过来。但听不得批评的毛泽东却报之以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结果造成了更大的灾难。中国社会丧失了一次良好的转折机会，数以千万计的无辜人民死于非命。
第三次论战反映的大转变开始于1962年。在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为大跃进作了总结，加上一年多来认真贯彻了1960年9月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社会逐渐恢复了元气。无奈毛泽东虽然在会上勉强地承认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但在9月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又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全国上下制造了紧张的社会气氛，扭转了渐趋缓和稳定的社会发展方向。以此为开端，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转变，反映在哲学问题上，就是“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
杨献珍在反右倾运动后受了处分，从校长降为副校长，不再过问校政，却继续承担讲课任务。他在1963年和1964年给学生讲课时，曾根据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有关论述和他自己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长期思考，提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高级党校的两位教师循着他的思路，写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刊登在1964年5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对杨献珍的动向窥测已久的康生很快便向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在6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7月10日，他又在接见康生、艾思奇等人时说：“杨献珍……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于是，“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反对毛主席”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合二而一”的高潮。从1964年6月到1965年5月的一年内，全国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达380多篇。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本来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方式，却由于分和合的考察角度不同，使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在1962年到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转折时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一分为二强调的是分，是对立面的斗争，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哲学根据。毛泽东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就是为了在党内清除异己，制造理论的舆论的准备。杨献珍恰好在1962年读到明朝人方以智的《东西均》，从中接受了“合二而一”的提法，于是便用它来作为讲授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方式。“合二而一”有个“合”字，被认为是强调对立面的统一，是主张阶级调和的，这就同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一分为二”发生冲突了。毛泽东说杨献珍“搞‘合二而一’反对我”也不无道理，只是杨献珍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二）学术讨论是怎样政治化的？
三大哲学问题都是可以从容地、自由地进行探讨和争论的学术问题，为什么却都演化成为互不相容的政治问题，并且使论战一方遭受到残酷的镇压呢？这里既有三大论题本身包含着被导向政治化的内在因素，也有当政者所掌控的政治形势的需要，而具有决定意义的，则是论战的无权一方发表了有权者无法容忍的观点，触动了当权者的最敏感的神经，使他们感受到对方对专制权力的挑战与威胁。这才不惜动用全部党机器来围剿对方。下面就这三个方面，对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因果关系略加分析。
（1）在三个哲学论题中，“综合经济基础论”包含着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否定因素，因而被政治化的可能性最大。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而“综合经济基础论”却坚持以五种经济成分为基础，当然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权力所不容。但这个问题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就逐渐淡化了，也不再有表面化的争论。只是随着“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而一”的论战的激化，才被重新提起。因为这两个争论问题虽然完全是哲学问题，但正好与当时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稍加引申便可以转化为政治问题。把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歪曲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再过渡到反对大跃进；由“合二而一”过渡到对立面的统一，再过渡到阶级调和，都是顺理成章的延伸。但这种延伸只有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之下，才能成为事实。
（2）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即使是在马列学院内部，“综合经济基础论”也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而一”却不同。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面对彭德怀的“万言书”，毛泽东恼羞成怒，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把庐山会议从反左扭向反右。杨献珍在1959年六七月间的三次讲话中对大跃进、公社化的批判，比彭德怀的“万言书”更尖锐，更深刻，自然避免不了会后挨整的命运。他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见解，被认为是反对“三面红旗”的哲学工具。这完全是为了适应毛泽东的政治需要而加之于他的。毛泽东从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便开始了党内阶级斗争的新部署，他让刘少奇去主导“四清”，文革开始后又听任刘少奇派出工作组，都是欲擒故纵的权术。为了把党内斗争引向高潮，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处心积虑，一步一步地点起了文化界的批判火炬，为文化大革命做好理论的舆论的准备。1966年6月初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是这样概括这两次哲学论战的：“在哲学界，杨献珍大肆宣传否认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谬论，来打击工农兵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反对大跃进。接着，杨献珍又抛出‘合二而一论’，为‘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极端反动路线，提供哲学‘根据’。”“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篇社论既是为文化大革命进行舆论准备的总结，也是进一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可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而一”这两个哲学问题的论战，完全是为了准备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而导引到政治领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