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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事特办：胡耀邦与经济特区
作者：王 硕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时值国门刚刚打开，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草创伊始，各方面关于对外开放和办特区的知识都比较缺乏，思想还没有完全统一。在中央担任一线主要领导职务的胡耀邦对经济特区的支持一直是不遗余力，他热情洋溢的支持和帮助，对于深圳等特区的成功创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提出明确有力的方针和政策”
1979年7月，中央下发50号文件，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正式提出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我国经济特区的创办由此拉开了帷幕。
1980年1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第一次到珠海视察，他指出，要解放思想，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把经济工作搞上去。同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由于全国的经济体制还没有作大的改革，特区在试行新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1980年5月，中央下发41号文件，指出，“试办经济特区，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我们又缺乏经验，因此，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胡耀邦对文件精神是赞同的。
1980年7至9月间，胡耀邦两次过问蛇口工业区的建设问题。先是1980年上半年，蛇口实施的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被上级有关部门制止以致工期延误。此事经新华社记者写内参上报至胡耀邦处，胡耀邦批示给主管对外开放工作的谷牧：“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不久，蛇口修公路又遭遇上级有关部门“卡脖子”，袁庚请新华社记者写内参向中央反映情况。胡耀邦批示：“谷牧同志：中央现在决心坚决反掉各种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建议你抓住这个麻雀，弄个水落石出，必要时制裁一点人（最好是采取经济制裁），否则不但官僚主义克服不了，四化遥遥无期。”《南方日报》就此事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谴责“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1980年12月，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袁庚，袁庚提到蛇口的事不断干扰中央领导，甚是不安，胡耀邦说，“应办的事还是要办！”这给袁庚以很大的鼓舞。
1980年下半年，胡耀邦先后两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广东、福建对外开放及经济特区工作。
在同年9月25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以蛇口超产奖励一事举例说，“有些司局长脑子发霉，没有工作做，不搞调查研究为主，而是搞发号施令为主，有人专门干这种事。”当谷牧提到中央有关部门没有认真贯彻落实1979年50号、1980年41号文件精神，认为广东及特区对上面不合理的发号施令完全可以顶时，胡耀邦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京剧《孙安动本》里那个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赐的黑虎铜锤嘛！”胡耀邦在总结讲话时说，“情况我不熟悉。这次中央书记处讨论，不是讨论广东的政治路线问题，这方面中央对广东是很信任的；这次讨论是广东在经济上如何发挥优势，是在特殊政策上面。”“深圳特区，有成绩，有困难。刚开始嘛，但我们要有长远想法”，“搞特区，是学资产阶级经营的本事，不是学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是学他们的意识形态。”“要找出一套办法，解决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比如广播、电视、娱乐。只有满足了群众的合理要求，才能要求群众同心同德。”
1980年底，中央提出进一步实施经济调整的方针。12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指出，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步子要暂时稍慢一点，但是，要继续贯彻执行中央50号、41号文件和中央书记处九月会议纪要精神，“把广东、福建的特区搞得更好”，“我们搞的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第二天也即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经济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但步骤和办法要服从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中央对办特区的方针没有动摇。
中央决定调任仲夷和梁灵光到广东接替已上调中央的习仲勋和杨尚昆的职务。1980年11月初，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京接见即将履新的任、梁。胡耀邦在谈话时说，“党风不正，‘香风’蔓延，走私、行贿、投机倒把、吃吃喝喝，全国来讲，广东很严重。”他还巧改成都武侯祠著名的“攻心联”相赠，“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任仲夷的体会是，上联是讲争取民心的重要，下联是讲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任仲夷后来的确是不负众望，攻心审势，为广东和特区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作出了贡献。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精神，1981年2月，中央党校范若愚等人在考察深圳之后，向胡耀邦呈交了《广东深圳的特区建设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深圳文化、教育、科学、宣传阵地十分薄弱，建议在抓特区经济建设的同时，认真抓好特区的思想文化建设，如建电台、电视台、创办报纸、建立高等院校、设置科学院特区分院，加强文艺团体，加强党校建设等。胡耀邦在报告上批示“要积极去办”。据此，深圳市政府后来决定兴建科学馆、博物馆、电视台、图书馆、大剧院、深圳大学、体育中心、新闻中心等八大文化设施。
1981年7月，中央下发21号文件，参照国外办特区的经验，出台十条政策和措施，特区政策基本框架至此得以初步明晰。深圳特区建设开始隆隆上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速度”等口号很快蜚声海内外。
在对外开放初步实践的基础上，1982年1月14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思考。他总的一个看法，是“进”而不是“退”。他指出，要“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提出明确有力的方针和政策”，确保几年内真正打开新局面，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不能认为经济犯罪是开放政策带来的，二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沿海一带的走私贩私活动比较突出，深圳当时也有较严重的走私问题。1981年3月和8月，广东曾组织两次全省性打击走私行动，走私浪潮得到一定的遏制，由于防范措施跟不上，问题还是比较突出。
1981年12月，邓小平针对广东等地一些单位和干部继续从事走私、贩私活动的情况，致函胡耀邦：“这类事为什么总处理不下去，值得深思！我建议由中纪委派一专门小组进行彻底追究，越是大人物、大机关，处理越要严、要重。”1982年1月5日，胡耀邦在《港澳同胞反映的问题》材料上批示：“此件转仲夷同志。坦白地说，党风不正，广东在人们心目中是在前列的，请省委一定要抓住不放。譬如深圳，那里的党组织就要自上而下发动全体党员发誓搞好，搞好了就为全党争了光，争了气。”
1982年1月11日，中央就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会议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引起较大争议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材料。
会后，任仲夷找到胡耀邦，任说，“这次会议，没有一个传达提纲，我觉得同志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都很重要，但回去往下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特别是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譬如：‘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引起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胡耀邦说，“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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