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双枪老太婆”在建国后
作者：林 雪
编者按：陈联诗是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她的母系和父系都是明清时期出过翰林的大家族，她自己却与当过放牛娃的革命青年廖玉璧自由恋爱结为夫妻。陈联诗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时参与了“五卅运动”，后因特务追捕回到家乡，参与了华蓥山区从1926年到1948年的三次武装斗争。1935年，她的丈夫、华蓥山游击队主要领导人廖玉璧牺牲，她带着两个孩子孤儿寡母闹革命,直至解放。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她的家族中出了八位地下党员，死了四个亲人，其中有两位革命烈士，其传奇的经历在华蓥山区和重庆地下党的同志们中间广为传扬。本文是陈联诗的外孙女林雪撰写的她在解放后的遭遇。
（一）
重庆解放的第二天，陈联诗全家就在临江门的一家公寓里建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专门接待从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中逃出来的同志和牺牲烈士的家属。这个工作结束后，陈联诗被分配到重庆市妇联，作了生产部的副部长。
对于陈联诗的工作安排，曾经有过很多传说，其中一说是让她回家乡岳池县去当副县长。解放初期，她在家乡是很有名气的，当时党中央曾经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慰问团，前往慰问中央苏区的老革命老英雄，名单上就有岳池县的“陈玉屏”，就是赫赫有名的陈联诗。还有一个更加传奇的故事，说是原本要安排她到西南局军事委员会去当副主任，只是因为在解放重庆的战斗中，她带领攻城的游击队员负了重伤，不得不砸开药店逼着店主拿药，后被店主向军管会告发，她背了个处分，被“发配”到了市妇联，当了个小小的生产部副部长……
其实陈联诗去妇联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她在脱险同志联络处办的那个缝纫社。
陈联诗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期间办了一个缝纫社，为了解决烈属们的吃饭问题,其中就有彭永梧烈士的原配妻子谭幺姐，带着江姐和她自己为老彭生的两个孩子。陈联诗知道，这些烈属和自己一样，就是没了丈夫的寡妇，对于她们来说，此时最重要的是要活下去。她借了五部缝纫机，加上谭幺姐和另外一个烈属凑来的两部，就组成了一个缝纫社。重庆的冬天阴雨连绵，她们就生产简易雨衣到大街上去卖，赚来的钱用来维持大家的生活。恰好此时，妇联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进军西藏和抗美援朝的部队生产大量的军用物资。于是这个缝纫社成了重庆市妇联生产部的主要生产企业。
重庆是解放大军最后攻克的重要城市，进驻了二野的两个兵团，大批军队干部在此转业，几乎每个单位都同时配备了地下党和军队的干部。他们的行为处事有很大差别，军队一切行动听指挥，经历相对简单；而地下党中知识分子居多，他们在这里加入了党组织，为革命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重庆还因为当年反内战争民主的浪潮风起云涌，公众民主意识浓厚，不喜欢别人随便发号施令。这种环境造成的差别原本很正常，问题在于处理这种差别的标准不平等。尽管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邓小平在进城后明确指出：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的干部要团结一致，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可是比起雄赳赳的解放军，地下党的地位还是低了一等：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也无论什么资历和才能，地下党的干部只能够担任副职。
当时的妇联也积聚着一大批来自解放区的年轻干部，她们大多是省市各级干部们的家属，论年龄很多人只能做陈联诗的女儿，论党龄大多只有她的一半甚至更低，却都成了陈联诗的上司。可是那些传奇的故事像影子一样跟随着这位机关里年龄最大的老大姐，她依然受到尊敬，也总有人追着问她那些传奇经历。她处处都让那些从解放区来的年轻同事们惊奇：在那个列宁服很时髦的时候，她却常穿一件裁剪得很合身的蓝色旗袍，天冷了就在外面套一件短呢大衣；她总是一只手上戴着表，另一只手腕上戴着一只碧色的玉镯，看起来像个女学者。可是一遇到她过去那些穿锦缎旗袍和长衫马褂、作揖打拱和高声嘻闹的朋友，她就变得豪爽起来，陪着他们吃饭，抽烟，喝酒，划拳，谁都划不过她。她什么都会，会裁剪衣服，会用单方治病，会下厨房做菜，甚至会“算命”……
陈联诗没把这些惊奇当回事，解放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开始了，她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要组织妇女参加各种各样的庆祝游行，要为部队生产军用被服，要做鞋底，织毛袜，为参加志愿军的青年做大红花，为上北京开会的代表做绣品……这一切她做起来都游刃有余。陈联诗其实是个做群众工作的能手，尤其是做妇女工作的能手。现在她带领着一群和自己一样的寡妇，风风火火干起来。她觉得解放区来的同志有些奇怪：那些一看就懂的文件，干吗老是没完没了地坐在那里读啊学啊讨论啊？难道志愿军需要的鞋底和毛线袜子不是一针一线做出来的，而是坐在板凳上学出来的？
（二）
刚刚解放的重庆，诸多要事在同时进行：清匪、反霸、抓特务、取缔妓女、收容乞丐和游民、组织各种协会、改革币制、干部鉴定、减租退押、统征公粮、平抑物价、恢复生产、处理劳资关系……每个人的命运都在大动荡中大起大落。陈联诗的身边很快集聚了各种各样的求职者，其中一批“身份复杂”：多次救过陈联诗和她一家的雷清尘去了台湾，他的夫人杨敏言现在生活没有着落，自然要来找陈三姐；她的堂兄陈人望，20年代也曾经是共产党，后来虽然当上了国民党的国防部财务预算处的处长，临解放时却自己拿出三百两黄金，从大特务头子徐远举手里解救出一位起义的同志，还为地下党做了很多工作，条件只有一个：要求陈联诗解放后要保证他的工作。解放时他被有关部门列为“统战对象”，可是当他急急地赶回岳池去侍侯夫人生产，却马上被抓起来，当胡耀邦同志派人来过问此案时，他已经在两个小时前被当作“反革命”枪杀。家族里的人们惊恐万分，不由分说将幼小的弟妹送到陈联诗这儿来，意思是那些共产党说话不算数，你这个共产党说话总得算数吧？在陈联诗保留下的那些求职信里，甚至还有当年的军阀杨汉印的信件，当年游击队决定假意接受杨汉印的“招安”，以“借路”开上前线去与红军会合，陈联诗怎么也算是他杨汉印手下的陈营长，白白得了许多武器、装备和银圆，也算是“间接支持”了你们的革命。现在你成了共产党的干部，我好歹也成了个统战对象，求你为我安排个把人去自食其力总还是办得到的吧；还有范绍增的姨太太。当年陈联诗来往重庆运送的枪支大都是从军阀刘湘和范绍增手里购买的，以义气著称的范绍增尊称她为“陈三姐”。现在范绍增成了起义将领，姨太太是不能再留了，把姨太太送到你陈三姐门下讨口饭吃，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此时的陈联诗不但有这个能力，而且也觉得理所当然。咱们共产党总不能连那些跑浑滩的袍哥都不如，连知恩图报这个道理也不懂。这些帮助过革命的女人，又没有什么罪恶，安排她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自己养活自己，也是一种改造嘛。
就像有些声讨金钱的人骨子里渴望金钱一样，有些反对权威的人骨子里也渴望权威，渴望高高在上的滋味。陈联诗在烈属和工人中间受尊敬的程度就已经让人不高兴了，她还这样不请示不汇报，自然会让人受不了，各种各样的议论开始起于青萍之末，很快演变为一些错综复杂的矛盾。
偏偏这个时候，有人找上门来，要把自己经营的农场捐献给妇联。
（三）
很多年以前，陈联诗就想要办个农场了。那时她还在和廖玉璧“自由恋爱”，对于苏联的集体农庄，抱着多么美丽的向往。现在，仰望半生的理想终于向自己走来，令人大喜过望。她把未来的农场命名为“建华”——建设新中华。她要把她的那些企业，还有烈属们都带到农场里去。
陈联诗的这个想法，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不无关系。重庆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第二年1月下旬就提出恢复生产的口号。到4月13日，由重庆市工商局主持召开了个座谈会，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和重庆市主要的军政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从存留的会议记录来看，由于国民党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遗留因素、解放初期的治安混乱、城乡市场的流通不畅、以及私营业主们的诸多畏惧，全市两万六千家私营商店和少数工厂，开门开工的寥寥无几。整个工商业界十分萧条，与会代表叫苦连天，要求政府从税收等各个方面给予优惠政策。领导们对于商人的“故意叫苦”十分反感，提倡大力组建国营企业，把私营企业都统领起来。陈联诗要把私营农场改建为国营农场的计划，显然是符合这个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