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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与“秦家店”
作者：尹振环
读法家著作《商君书》、《管子》、《韩非子》之后，再读《孙中山选集》，会有一种震撼：真是两重天！不仅可以感受它异常的分量、贵重，还能发现我国系统设计埋葬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方案的第一人——孙中山先生。毛泽东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赶走了日、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在经济上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功德盖世！它极大的超出了孙中山设计的民族主义与民生主义。今天能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解决了民权主义方面的问题呢？恐怕不能吧。毛泽东说：“今天我们基本上是郡县制”，“马克思（斯大林）＋秦始皇”，如果没有这两条，能否制造出“大跃进”、“文革”那种中外亘古未有的灾难呢？恐怕也不能。这说明我们需要进一步解决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权主义以根绝帝制的问题。在孙中山逝世八十二周年之际，重温孙中山先生有关设计，当不无启发。
一、首倡“敢有帝制自为之，天下共击之”
黄宗羲、严复他们把秦汉以来的君王称之为“最能欺夺者”、“盗窃之至极”。把君王的法与令十之八九称之为“坏民之财、散民之力、离民之德”。谭嗣同说过：“杀尽世上君王，以谢国人”等等。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有谁提出了一套理论办法，来废除帝制，让人民自己能够选择自己的“皇帝”和官吏呢？有谁站在芸芸众生的立场上，给他们设计出一整套“治君”、“治吏”办法呢？虽然中国的政治哲学发达得惊人，“那都是为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没有。”（鲁迅语）辛亥革命前从来没有经历过“民”国，更谈不上有什么人民制约总统、人民制约官吏的书。看来只有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第一个设计了“民”国，制定了宪法（临时约法），提出一整套理论办法，来让人民参与到政治中来，使人民能够选择和监督自己的各级领导人。尽管这“民”，还有局限，但毕竟是破天荒的事。虽然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没有成功，但他那一套理论、方法、设计的制度，却是破天荒的事，大放异彩。而且，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品德也是中国里程碑。中国改朝换代的事不少，起义领袖着实的多，可是有几个是为了根除帝制而打天下？又有几个不想黄袍加身、传之万世呢？“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如果得手，而且没有折腰的，或称皇称帝、或封侯封王、或升官发财。只有孙中山先生，不想据天下为己有，而是想把天下还之于天下。所以在孙选里不可能看到“尊君卑臣愚黔首”的霉味，也没有孔孟式的“王道”，更没有韩非式的法西斯主义。他的宗旨是：“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他的目的是：把天下变为民有、民享、民治。他只当了几十天总统就辞职了。他的话叫“首先揖让，风示天下，树之楷模。”他在解职之后，信赖袁世凯，国事托袁，他马上集中精力于国家建设的设计和考虑。映衬了孙先生在政治大污缸中的洁白无私，说明他确实没有任何帝王思想，不懂得诡诈权术，从未感染过帝制病毒。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是真正以“天下为公”的、在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
二、难能可贵的谦逊与不饰非，不断向世界学习
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中山选集》（下只注页数），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供学术界研究的需要而出版的”。它好在“原模原样，原汁原味”，连注释都没有。自然没有自己和幕僚们一改再改、遮羞盖蠢。没有隐瞒，没有避讳，没有删节，更没有饰非造伪。初始是什么样的，后来又是什么样的，尽管开始的认识荒谬可笑，也一老一实原原本本不更改。这才无意间映衬出孙先生的谦逊，和善于不断地修正错误与善于向世界学习。比如《上李鸿章书》有这样的话：“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聆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夫复何所指陈？”“盛世”、“欢呼”、“鼓舞”，“夫复何所指陈”，这些话实在不太光彩，竟然排在全书之首，孙先生遗嘱中的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于孙先生的思想认识来说，来得何等不易。如果从1912年4月10日，他在湖北的欢迎会上说：“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91页）。他又在上海说：“今满清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92页）。在武昌他说的更明白：“帝王思想，不谋而绝迹天下，意见虽偶有参差，而无不同于共和。”“今之反对社会革命者，谓中国之当急者乃政治问题……为此言者，真浅见之徒，不足与言治者”（94页）。他不只一次的宣告政治革命已经结束，帝王思想绝迹天下，他以为他所制定的临时宪法（约法），就是民国的基础已大定。所以斥责急于政治的人为浅见之徒，但是事实却证明他也并不“深见”。后来他得出另外的结论：“现在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做到一个真中华民国”（430页）。“去一满洲之专制，转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推翻一个皇帝，出了若干小皇帝”（904页）。前后之言论，不仅何其不同，而且后来见解何等深刻！
又如对帝国主义的看法，也表现出前后之不同，与孙先生不断的修正。
1918年他在“建国方略”中说：“……倘吾国人民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167页）！而他1919年所写的建国方略之二，即物质建设部分是用英文写的，这实际上也是“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简括言之，此乃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通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两种人类进化之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作用……”（338页）。但是没有多久他就修正了他的看法。1924年在《北上宣言》上说：“帝国主义欲使中国永为殖民地。”“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为目的之进行。”因此：“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880页）。“两个祸根：一个是军阀，一个是帝国主义”（894页）。尤其是在日本《与长崎新闻记者的谈话》，更令人感到民族自信、自强、自立的强烈气魄：“共管中国之说，是外国人做梦”。记者认为为救时局，必须有外国之援助才行，问孙先生然否？孙答：“我看不必”（896页）。可见，前后之认识相差甚远，甚至可谓“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正因为如此，才衬托出孙先生的谦虚、善于正视错误和改正错误。“谦虚”，重要无比，缺乏不得；尤其对于身居高位的人，更为重要与难得。缺之必错，必祸国殃民。毛泽东就多次提到孙先生的“谦虚”。
这谦虚还突出的表现在他不断地向世界学习。他的三民主义即是向世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学习的结果。《国民党改组宣言》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两篇文章，不仅可以看出列宁、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对孙先生的巨大影响，也可以较完整地看出孙先生是何等谦虚，何等注意和研究世界的。下面就是他在这两个文件中及这前后的一些文章中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⒈“要革命成功，必学俄国方法，非采激烈手段不可”（422页）。“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873页）。
⒉“反对妥协，妥协是过去失败的根源。辛亥革命后，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相妥协”，“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这是失误的根源。
⒊“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要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民生主义之主要原则，民生主义的主要对象是工和农。“农民做基础”（866页）。甚至他还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同主义”（7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