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追忆章士钊先生
作者：周相唐
200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的喜庆日子，也是章士钊先生逝世34周年纪念日。回忆1973年5月25日，章先生乘坐由中共中央特别安排的专机前来香港。随机陪同的有章先生掌上螟蛉章含之。
在机场的除了章先生的夫人殷明珠外，尚有左、中、右三派代表，包括新华社香港分社及内地驻港机构负责人，港英政府礼宾司代表，以及1949年奉命来香港创办国民党驻港机关报《香港时报》的前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许孝炎，前国民党第11集团军总司令、抗日名将宋希濂的胞弟宋宜山等。
此一突发新闻顿时引起香港及海外传媒的一阵轰动及诸多猜测。事实上，继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上海签订《联合公报》及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北京签订《联合声明》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下一目标就是要恢复第三次国共和谈，谋求全国统一。他们把目标寄托在章士钊身上，章先生在北京启程前，周总理亲自把中共中央致蒋介石的密函交给他。
章先生抵香港之日恰逢殷夫人六十寿辰，他与亲友宴会欢聚后，当晚即将密函转交许孝炎。许氏不敢怠慢，于翌日清晨即飞赴台北面交蒋介石。次年，蒋介石命许孝炎前往北京访问中共领导人探求底蕴。
章先生来港后，为了方便进行统战联络工作，遂决定不住殷夫人家宅以避开喧哗嘈杂的环境而寄居在香港跑马地山村道四十一号地下，该寓所属于港澳名人何贤先生（全国人大及政协常委，澳门特首何厚铧的尊翁）的物业。
年届92岁的章行老，由于体弱多病，难以承受繁重的统战工作，抵港不久即病卧在床。患病期间，他仍然关注香港报刊的时事新闻，尤其是《明报》连载的一篇文章《在台湾所见、所闻、所思》（该文由《明报》社长查良镛先生，即金庸，撰述他于1973年上半年在台北访问国民党高层包括副总统严家淦、行政院长蒋经国的一段经历），深感兴趣。稍后，章先生病情不断恶化，虽经中西名医朱鹤皋、李崧的悉心治疗，终因肺炎与心脏病并发症，于1973年7月1日凌晨病逝寓所。
章先生逝世后，新华社香港分社由社长梁威林牵头组成“治丧委员会”并定于7月7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公祭。中共中央领导人亦特别委派连贯先生来港主持公祭仪式，港澳各界一千多人参加公祭。7月12日，北京举行“追悼大会”。中共中央领导人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等出席大会悼念章先生，毛主席致送花圈。章行老泉下有知，当感欣慰矣。
章先生在世时交游广阔，尤喜赠诗给友人。他写给谊女萧芳芳的三首诗，其中两首云：
莺莺好好到当当，一列双方壮盛唐；
回首萧关千载后，万人抬眼看芳芳。
婷婷袅袅已逢场，小小年华九度霜；
待到梢头含豆蔻，琵琶学得更当行。
另赠陈寅恪诗云：
岭南非复赵家庄，却有盲翁老作场；
百国宝书供拾掇，一腔心事付荒唐；
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独是故人来问讯，儿时肮脏未能忘。
一、对章士钊先生的评价
章先生逝世翌日，《明报》社评云：“章氏一生主要成就，笔者认为是一部《柳文指要》的巨著。至于在政治上的功业，虽然做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的大官，但并无特殊贡献。他为北洋政府和南方革命政府的和谈而奔走过，为国共和谈奔走过，近年来显然对于中共与台湾的和谈很有兴趣，但没有什么成就。他做过报纸的主笔，大学校长，立法委员等等，也说不上有多大具体贡献。在文化事业上，他力主用文言文，那是开倒车的落伍主张。说到写文章，他自负在民初时间与严几道、梁启超二人鼎足而三。以笔者个人的看法，他的文章或胜于严，然远不及梁的动人与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他的地位大概在于是中国数千年来最后一个古文家。”《明报》社评当年通常由社长查良镛先生亲自撰写，未知上述评论是否出自查氏手笔。
胡若谷先生（笔名严静文）著《大清客章士钊的一生》云：“不过从上述章氏一生，可知他之热爱和拥护中共是自1949年开始的。在那以前他也热爱和拥护袁世凯、张学良和杜月笙。也许他心里谁也不热爱，谁也不拥护，但是吃人的饭，受人的管，不热爱不拥护也不行。本来是吃清淡一点的饭，可以不依求权势做清客，可是章孤桐先生办不到，这就决定了他一生做清客的命运。”
上述评论倘若视为对章先生的“盖棺论定”，窃意殊欠公平。他们似乎未察觉章先生对中国近现代政局的演变，其影响力之巨，可谓无人能及。兹略举史实如下：
1903年5月1日，章士钊以弱冠之龄任上海《苏报》主笔，该报言论即时从温和趋向激烈，倡议革命，“排满（清政府）、排康（有为）”。在“排满”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章先生在报刊上大力推荐邹容的新著《革命军》。该书极力鼓吹要推倒清末皇朝并且首倡建立“共和国”。章称赞《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的第一教科书”。在“排康”方面，该报于同年6月29日，转载章炳麟的《驳康有为书》。文中除了驳斥康有为的保皇主张外，并指责光绪帝是“载小丑，不辨菽麦。”此言一出，朝野震惊。清政府遂勾结上海英租界工部局于7月7日查封《苏报》馆，邹容、章炳麟相继被捕入狱，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也由此发生。
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云：“查清末革命史中，内地报纸以放言革命自甘灭亡者，《苏报》实为孤证。此既属前此所无，后此亦不能再有。”他在《疏黄帝魂》云：“辛亥以前的革命形势，可作二期言之。一、从1901年至1905年，为理论鼓吹期；二、从1906年至1910年，为分途实行期。”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云：“孙先生自1894年广州起义，迄今十年期间，除在香港创立《中国日报》以外，国内还没有一言论机构。自国内外拒俄言论行动增加，上海《苏报》就形成国内排满革命中心。”“在第一期言论鼓吹时，1903年至1904年间是最高峰。《苏报》放言无忌，既开其端，各种刊物小册陆续出现。”章士钊与结义兄弟章炳麟、邹容三人在言论鼓吹反满革命时期，居功至伟。
二、对“同盟会”及孙中山的影响
1904年11月19日，万福华在上海金谷香西餐馆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遂，被捕入狱。章士钊乃幕后策划人之一，他于翌日前往探监，由于行动可疑亦被捕。在讯问时，章一语不慎，使“华兴会”在上海的革命机关《启明书局》被搜查，黄兴、张继、苏鹏、徐佛苏等十余名要员陆续被拘入狱。他们趁工部局巡捕未明真相前，利用各种借口出狱。稍后，“华兴会”要员纷纷亡命日本。章士钊无心之失，却促成黄兴有机会首次跟孙中山在东京相晤，并于次年在东京灵南坂成立“同盟会”。倘无章士钊其人，“华兴会”成员不会潜逃日本，仅在上海及大江南北从事革命活动，则“同盟会”何时能组成？唯有天晓得。
1903年10月，章士钊译日人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改书名曰《大革命家孙逸仙》，他在该书序云：“孙逸仙，近今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云：“章士钊译述与刊行是书均在上海，在当时及以前与孙先生尚无一面之缘，就此序言可见其超然公正立场，自大处着笔作广义解译，尤能把握历史意义。”
章士钊《疏黄帝魂》云：“时先生名在刊章，旅行不便，因易姓名为‘中山樵’，‘中山’姓，‘樵’名。……顾吾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可见“孙中山”的大名源出章士钊之手。《大革命家孙逸仙》出版前，孙中山当时在东南亚及美洲等地筹募革命经费，并于广州湾一带策划革命活动。诚如秦力山在《大革命家孙逸仙》序云：“孙逸仙只是广州湾一名海贼，知者甚渺。”出版后，“孙中山”的革命事迹逐渐在大江南北流传，“孙中山”的大名也成为家喻户晓，反而他的真实姓名逐渐被世人淡忘。章士钊对孙中山的影响实在是“非同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