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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
作者：王贵胜
1979年11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舒衡哲教授在北京王府仓胡同对张申府进行了60小时的采访，从纷纭复杂的中共党史中发掘出了一个“出土文物”。张申府表示：“我们必须坦诚地谈，因为对我来说，讲实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舒衡哲后来讲：“越听张申府讲故事，越核对他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文献和回忆，就越觉得这位杰出的哲学家竟然在现代史上被忽略了这一点是多么不可思议。对我来讲，张申府的一生，是一部关于记忆和失忆的寓言。这个寓言如果我不去找它的话，它也会来找我。”张申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作为中共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作为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作为一二·九运动的领袖，是一个早年轰轰烈烈、晚年默默无闻的人，是一个一度辉煌、半生暗淡的人。纵观张申府的一生，他特立独行，极度自信，固执己见，为了捍卫真理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一生都在讲真话，始终不渝地做一个与真理同行的人。
“我一生都喜欢新的思想，总之是新的东西我都爱!”
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同年秋天，张申府被聘到北京大学预科学院教授逻辑。作为一个24岁的年轻人，张申府自视甚高，对如何救国救民有许多新思想新理念。他搞了一个学术组织，成为论坛的主要健将，很快锋芒毕露，引起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注意。张申府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公开鼓吹一种新的中国文化。1919年5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张申府的一篇文章《危险思想》，其中写道：“死亡、痛苦、绝望、贫病、命运，固然都是可畏的，但是思想能思想它，思想的能力更伟大。地狱的洞里，思想可以走进去巡察，毫无恐惧。将来能生存的人，是去思去想的。”张申府相信，只有像他这样敢于思考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救世者。1919年7月13日，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张申府的文章《自由与秩序》，其中讲：“吾们的心，吾们的精神，不但要伟大，自由更要紧。一切心理的束缚，思想的罗网，都须尽先解除。必先有了内部的自由，才有外面的自由可言。”张申府在北大预科学习期间，从这一科跳到另一科，由数学跳到哲学，由逻辑跳到辩证唯物论，不断接受新思想，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他说：“我一生都喜欢新的思想，总之是新的东西我都爱。我碰到新的东西时，我就忘记早些时候曾经吸引我的事物。”1914年开始，张申府开始阅读罗素的著作，成为罗素思想的热情崇拜者。从1916年至1919年，张申府几乎读尽了罗素所有的著作。在1919年至1920年的14个月中，张申府翻译、撰写了10篇关于罗素的论文。1920年11月9日，张申府给罗素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过了几个星期，罗素来到上海访问，张申府见到了罗素，又在北京听了他的几次演讲。他对罗素的演讲给予了高度评价：“我觉得他的演讲就像玉泉山的水，爽人宜人，清冽干脆。”1983年2月，张申府为罗素文集写了一篇序言《我对罗素的敬仰和了解》，最后一次表达了对罗素“高山仰止、景行行之”的崇敬之情。张申府曾经自豪地讲：“在中国，一些西方最重要的新的理论与人物最先由我介绍。现在流行的好些名字和著作，是由我最先翻译和解释的。对于罗素受中国学界的注意，就更明显了。这是我对中国的一个主要贡献，也是我感觉最光荣的。上述的工作，像我在广大民众中撒播的种子。”同张申府同时进入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梁漱溟先生讲：“张申府先生对西方的认识比我多得多。他亲眼看过和读过西方的东西，他的是第一手知识。”
“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
1921年7月，张申府在巴黎为《新青年》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说实话》，在一大召开前夕发表，其中讲道：“吾以为很有组织一个‘实话党’的必要。这个党要从心理上，从形成这种心理的人间关系上，毁掉不说实话的因缘。”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没有叫“实话党”，但张申府终生都在始终不渝地讲实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屈从于任何权威。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共产党内部立即大起风波，大多数党员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反对直接加入国民党。陈独秀生气地说：“这不叫国共合作，这是国共混合。”对此，布哈林在《真理报》上进行了严厉批评，陈独秀只好屈从。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孙中山屡次向共产国际的代表说：“共产党既然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围绕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申府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理由是：马克思在领导1848年德国革命时讲过，共产党原则上应当保持它的独立性，不应当依附其他政党；列宁领导俄国革命，首先主张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不应当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应当有独立的主张。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在理论上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意见。当时蔡和森说他幼稚可笑，张申府怒不可遏，一气之下表示要退党。他走出会场，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他，跟他说赞同他的观点，但请求他不要脱党，他不为所动。后来，张申府来到北京，李大钊、赵世炎都劝他不要脱党，他还是不为所动。他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1980年4月28日，张申府回忆这段历史后说：“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陆定一在粉碎“四人帮”从监狱里放出来之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谈到，周恩来一直到遵义会议后才成为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此后他才明白了共产国际的错误。陈独秀在谈到辞去党的总书记的原因时讲：“共产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陈独秀，在对待共产国际的问题上都没有张申府觉悟得早，更没有张申府那种义无反顾地反对共产国际决定的勇气。
“谁叫我们是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
张申府曾经是一个推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风云人物，他秉承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遗训，在“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时节，曾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有“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多次找在北大任教授的张申府讨论在中国创立共产党的问题。同年10月，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成为中共最早的3名党员。1921年初，张申府到达巴黎，组建了中共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他来欧洲时，陈独秀已经让他全权负责招收党员。如果觉得某个人适合，他就写信给陈独秀介绍情况。周恩来入党，就是凭张申府的一封信而已。1924年，张申府回国后，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很快在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与党内一些人政见不合，于1925年脱党。当时，他已经看透了中共政策的弱点，认为在1927年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之前，中共的策略已经失败。他想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寻找第三条拯救中国的出路，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张申府讲过：“我们知识分子为什么这样不能自已，一次又一次地卷入政治呢？可能是受1927年的失败所惩罚吧。革命在这一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败，但我们很快又积聚力量作出反击。谁叫我们是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中国读书人历来的责任。1927年我们虽然失败，但我们知识分子仍然要寻找出路，我们不能够什么也不做。”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张申府作为主要领导人，他与妻子刘清扬一同被捕入狱，被关了5个多月。他后来回忆被捕后遭遇时说：“那些日子对我来说真是艰苦。我今天仍然记得狱警凶恶地喊叫着我的名字：‘张崧年!张崧年!’我对我的名字憎厌起来，释放之后我就不再用这个名字，我只用张申府，一直到今天。”1936年5月7日，张申府才由冯玉祥将军保释而出狱。出狱后，他被开除了在清华大学已经做了5年的教授职位，理由是他在抗日救国活动中表现得太突出。清华大学政治系的两名教授反对学校与张申府续约，说他是搞政治的，不是教哲学的，没有履行好教学责任。张申府后来讲过：“我坐过一次牢，失去过教授职位，但是我没有后悔我的行为。如果我不是中国人的话，如果我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孔子后人的话，如果我不是我的好朋友熟悉的张申府的话，我便会摆脱尘世事务。这样，我或许会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讲：“如果张申府能够研究学问，那么在学术上的建树恐怕会超过他的弟弟——著名哲学家张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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