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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聚奎上将在文革中
作者：李卫雨
李聚奎生于1904年，是湖南涟源人。
红军时期，李聚奎迎着大苦大险勇往直前，在平江起义、井冈山斗争、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屡建战功；打“AB团”时，即使是刀架在脖子上，他也不去做一个伪证；西路军被打散后，他是红军将领中千里乞讨找党中央的一位。抗战时期，敌人四面围困，艰苦到了极点，他坚定、顽强，机智、勇敢地率部与敌斗争，战绩辉煌。解放战争时期，他的军事指挥艺术更趋高深，创造了古北口保卫战等以少胜多的优秀战例；在军调部工作时，他坚持原则，与敌人斗智斗勇，胜利完成了任务；他实践了我军后勤工作从取之于敌的传统后勤保障转向依赖于组织良好的大兵团作战后勤保障工作，为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创办后勤学院、建立石油工业部和发展我军现代化后勤工作又立新功。他在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中都是一员战将，为此，1933年荣获二级红星奖章，1951年荣获（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7—1982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1—1988年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82—1987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李聚奎被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强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关押、残酷迫害，而他对此进行了坚决斗争，表现了铮铮铁骨和赤子之心。
李聚奎上将1958年3月到任总后勤部政委之职，并在此职服务达8年之久。8年中，他曾先后与黄克诚、洪学智及邱会作等人共事。
他提出勤俭办后勤的思路，结合国家的财力、物力开展军事后勤工作；
他从未来战争出发，参与领导和组建全军后勤基地建设；
他竭力在全军后勤战线培养一支思想过硬、品德优良的领导干部队伍……
或许正是由于他同彭德怀、黄克诚属于同道人的原因，当“彭德怀军事俱乐部”被提出后，李聚奎的名字便罩在“彭黄路线”的影子下面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聚奎的确是“彭黄路线”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彭黄不但从心里敬重，更由于他也是彭黄那种品行的人。按理讲，从红一军团一师师长到后来的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后勤部长，李聚奎在林彪麾下的时间并不短，可算是林彪的老部下了，但林彪对李聚奎的品行却似乎并不赏识。当林彪在总后勤部的代理人邱会作上台之后，李聚奎的命运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当时，原总后领导人出于勤俭办后勤的思想，处理军队经济问题时，都要全面考虑国家经济建设的情况；同时，对于总后与各总部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尊重和支持的。但邱会作一上台，不顾国情实际，就要在军队后勤方面大肆铺摊子，大包大揽，并且总是要与总参、总政争地位、夺权力。对此，李聚奎有看法，不同意这样做。更关键的一点是邱会作上台后，不顾党的组织原则，不要党的干部政策，拉帮结派，编织罗网，并在重大问题上，抛开其他党委成员，直接向林彪打报告，并用林彪的旗号在总后施展个人威风。李聚奎对此是不赞成的，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尽量做邱会作的工作。
这些事还没了结，一件棘手的事又落在李聚奎身上，就是总后政治部保卫部门又一次接到群众举报，邱会作再次出现骚扰女同志问题。情况报告给李聚奎，李聚奎十分痛心。总后党委过去曾就同类问题多次对邱会作进行过批评教育，但邱终不思悔改，又一次败坏了党的高级干部形象。为了达到教育目的，李聚奎根据军委及总政治部指示，组织总后党委会对邱的腐化思想进行了批评。
邱会作越来越体会到李聚奎是一个原则性、组织性非常强的人，企图拉李聚奎跟他一起搞扩充小集团势力的路是走不通的，于是他真相显露。
邱会作采用的手段的确是很“高明”的。他先在总后封锁林彪的一系列指示，之后则一个人单独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作出指示后，他便独自决定在总后不切实际地执行。每当李聚奎不同意邱会作提出的某些做法时，邱便在会上会下、人前人后地讲：“你李聚奎反对我可以，反对林副主席可是不行的。”他更是常把李聚奎的话断章取义地报告给林彪。
三年困难时期，林彪指示邱会作向国家多要一些粮食储备。邱会作在组织计划中马上加大了预算比例。李聚奎站出来反对说：“人民群众也没多少粮食，部队以紧算为好！”邱把话传到林彪耳中，林马上不悦。
又一次，林彪指示部队团队要骡马化。邱便在全军大办马场，要无限扩展，只讲形式不讲效果，造成连年亏损。李聚奎到基层调查回来，指出过滥兴建马场不切合实际，不仅占地太多，影响农业发展，而且还造成当地军民关系紧张。特别是由于人力物力跟不上，生产出的马匹有很大比例质量差，达不到军马标准，只能廉价处理，造成很大浪费；同时提出采用少而精的方法办马场，把培育军马的工作落到实处。邱会作指示总后军马部计划多向外国买军马，李聚奎则认为我们只要进口少量良种马的种马，认真做好繁殖培育工作，是可以做好这项工作的，没必要花费国家大量外汇去购买大批外国马，军马部不能变成买马部。这次，邱又按自己的需要，选择了李的几句话传给了林彪。
再一次，林彪一伙推行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立竿见影”、“业务要给政治让路”等一套错误做法。李聚奎很不以为然，他说：“见什么影？一夜就把《毛选》学好了？我就不信，这里有假象。”“离开业务讲政治，政治就是空的。”这些话更是邱会作向林彪“告状”的好材料。
……
一次又一次，林彪大为不悦了：“听谁的？他李聚奎听谁的？”
也许是命运，也许是李聚奎天然的品行带来的必然结果，就在邱会作组织人员四处收集李聚奎“罪状”的时候，罗瑞卿被打倒了。李聚奎的“彭黄分子”的影子还没有离去，此时又多了一个影子。这两个影子在林彪的脑子里越来越浓重。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天，军委突然来了一道命令，调李聚奎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高级干部调任，一般总有个原因，或提拔，或交流，或去开创局面。但李聚奎这次调任，似乎同这几条理由都不相干。后来才知道，这次将李聚奎调出总后，实际上是“调虎离山”之计。
李聚奎一调出总后，邱会作就煽动总后的干部群众揭发批判李聚奎的“罪行”，并以是否同意“批斗”李聚奎来划分政治立场和思想路线，以此判定总后广大干部群众是否是“革命派”。不久，他们便将李拉回总后批斗。专案组遵照邱会作的指令，给李聚奎身上加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并把他们要整的总后其他干部、职工都挂在李聚奎的名下，称为集团，对李进行非法关押、批斗、刑讯，肉体上残酷折磨，人格上肆意侮辱。
在一次批斗会上，他们将李聚奎在朝鲜战场上负的腰伤折磨得旧伤复发，致使他一段时间不能起床。在这段时间里，原来话就不多的李聚奎更是沉默寡言。李聚奎的二儿子看着处于身心极度痛苦中的父亲非常着急，担心父亲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会采取极端的手段，就兜着圈子跟父亲谈到了这个问题。令儿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原来一点精神都没有的父亲突然睁大了眼睛，说：“你在说什么！你怎么能想到这个问题呢！我怎么能死呢！我要活着！这场戏虽然不好看，但我也要坚持看下去。我要等到最后，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邱会作曾对专案组明示：“人死了就是作了结论。”但为了蒙骗群众，他们还要做些表面文章，妄图让李聚奎自己承认他们编造、强加给他的罪名。为了给李聚奎施加更大的压力，1968年2月邱会作一伙开始对他实施关押，其间大搞逼供信。李聚奎此时除对专案组提出的每个“新问题”作一次事实阐述之外，不再多讲一句话。然而有一次出现了例外：他们想把李聚奎打成假党员，但专案组会审几十次，诱骗、恐吓、体罚用尽，都未达到目的。这时，一个专案人员说：“你说贺国中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但他都不一定是共产党员，我们不相信。”啪！半天没说话的李聚奎愤怒了，他拍了桌子：“不许你侮辱革命烈士！”屋内登时鸦雀无声，在场的“专案”们全部愣住。此后，无人再敢提“假党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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