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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维新派为何求助袁世凯
作者：白云涛
关于戊戌维新时期的袁世凯，长期以来，人们都揪住其戊戌告密不放，似乎袁世凯告密导致变法失败。人们大都不去想：为什么维新派在做孤注一掷的最后一击的时候，不去求助别人，而去求助袁世凯？因为袁世凯也是力主变法维新和支持康、梁变法维新之人。
一
甲午战败，丧师割地赔款，举世震惊，袁世凯也在其列。当袁世凯闻听李鸿章已经在日签约，又听说中国须赔偿日本两万万白银，还要把辽东、澎、台割让给日本，不胜悲痛。袁世凯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说：“大局至此，唯有痛哭而已。”为此，他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1895年5月7日），上书光绪帝师傅、军机大臣李鸿藻，痛陈战后危局，力主变法自强。
甲午战前十余年，袁世凯担任清“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大臣（“略其名而行其意”的监国大臣），长期处理朝鲜内政外交，直接感受世界大势之变，再经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刺激，使他对国际交涉也有了颇有见地的认识。他说：“历观中外交涉情形，万国公法，指势力相均者言之；两国条约，为承平无事者言之；强邻奥援，又为彼图自利者言之。”袁世凯的这种认识，套用现在的话，实际上就是“弱国无外交”。
甲午战争，中国因何而败？袁世凯认为原因有二：一是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工作；二是“练兵诸统多未得人”，兵不精将不良，战则败，败则溃。袁世凯同时强调：甲午战败，自然令人痛心，如若朝野上下从此发奋，正是中国由弱转强一大契机。
袁世凯始终认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他在担任驻朝通商大臣期间，在上李鸿章的《朝鲜大局论》中，主张坚决同日本力争朝鲜。他说：“朝鲜近在肘腋，北则咫尺盛京根本之地，西则控扼津烟咽喉之冲，无朝鲜则无东壁也。……故缅甸可容，越南可缓，而朝鲜断不可失。”袁世凯这种对朝鲜之于中国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认识，深刻精到，远超时人。甲午战后，国际形势大变，袁世凯对国家安全又有了新的认识，危机意识更强烈了。
马关条约签订，有些官员“嘻嘻相庆”，认为和局已定，幸免无忧了。但在袁世凯看来，中日虽然议和，但中国将来之危，实甚于未和之前。他指出：甲午战前，“倭寇与我限隔岛屿，不得不步步持重。”现日本“北控辽海，南踞澎台”，占据我国领土，使用我国资源，驯化我国民众。久而久之，被日驯化之民，与日“性情渐相通洽”，为之所用。如果我们不奋发自强，军政泄沓，数年之后，与我“酣睡同榻，咫尺相逼”的日本，“吹求衅端，突然再举”，“似不但奉、吉、闽、浙非我所有，即燕、齐各省恐亦保全无术。大局之危，必有大甚于今日者”。
这里，袁世凯已经预料到日本占据朝鲜、辽东、台澎后，下一步将是东北、华北、华南，这种忧虑与日本的大陆政策颇相吻合，也与日后日本侵略中国的步骤，首先吞并朝鲜，进而东北、华北、华南，最后向中国内地推进，大体相近。
甲午一败，丧师割地赔款，泱泱天朝上国，顿成举世公认弱国，不但日本处心积虑继续谋我，列国也虎视眈眈，阴欲瓜分。处此危难之际，中国如何自保？袁世凯提出：“惟望以今此之款为喘息之计，仍即卧薪尝胆，厘庶政，修战备，决不可顷刻歇手，必须时刻存一恢复之志，务期蓄一恢复之力。”“处今日之势，欲弭衅端，杜外侮，舍亟求富强之道，有他策？”在袁世凯看来，中国的出路，归根结底，还是要变法自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自强之道，首在练兵。
甲午战后，时人多有反思。袁世凯把战败之因归结于军事将领无能，战争准备不足，虽然也是事实，毕竟稍嫌浮浅。以此次战败为契机，朝野发愤，由弱转强，大多数维新党人和当国朝臣也都有此思想。与众不同的，是年仅36岁的袁世凯，对甲午战败之后国家民族长远命运的忧虑。这种深沉的忧虑，不仅在当时，即使现在读来，也觉很是难得。也正是因为袁世凯有此深远忧虑，耿耿忠心可鉴，又有在朝鲜编练新军的经验，不管是当国朝臣还是封疆大吏，以致维新党人，一致举荐他主持小站练兵事宜。
应该承认，上述种种，是袁世凯主张变法自强和对康、梁等鼓吹变法持支持态度的思想基础。
二
思想是行动的基础，有其言当有其行。
1895年夏，康有为上光绪皇帝第四书遭遇尴尬，上书递送都察院、工部均遭拒绝。这时袁世凯主动协助，将上书递送到督办政务处，请与自己关系亲密的督办军务大臣荣禄，转递送给光绪皇帝。虽然荣禄拒绝，但袁世凯对上书的支持，使康有为将其引为变法维新的同道中人。
1895年8月底，康、梁等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袁世凯和把兄弟徐世昌（时为翰林院编修）也捐款入会，并都被列为发起人。学会每十天在松筠庵集会一次，或讨论时局，筹划变法，或举行演说大会，宣传变法维新。袁世凯经常与会，表现活跃。当议及开办图书馆和报馆时，袁世凯首先慷慨解囊，捐款500金，随后到处联系募捐。在袁世凯的大力活动下，官员认捐极为踊跃，其中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认捐银5000两，李鸿章也表示认捐2000两，因甲午主和签约，康梁拒绝。
此一时期，袁世凯与康、梁交往甚多。袁世凯不时前往探访康、梁，“饮酒商谈”，交流思想。袁还曾与康“坐以齿序”，称康为大哥，大赞康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袁常常以在朝鲜经历，大倡变法、练兵以匡救时局，“人皆喜聆其言论，目为一世之雄”。康有为对袁世凯也很赞赏，并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建议光绪帝对袁世凯“加官优奖”，同时通过谭嗣同向光绪帝递上密折，言袁编练新建陆军，手握新军，建议光绪帝“抚袁以备不测”。1896年12月，袁世凯赴天津小站练兵前，康有为特地约集众人为袁饯行，餐后观十二金牌召岳武穆剧。
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又与在天津的著名维新人士严复建立了密切联系。严复时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与同为维新人士的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教授育才馆的夏曾佑、著名学人及维新人士杭慎修等，共同创办了《国闻报》。戊戌期间，严复连续在《国闻报》上发表二三十篇鼓吹变法维新和回击顽固派攻击的文章，他在《国闻汇编》上连载的译著《天演论》，以进化论为武器，大倡变法维新，振聋发聩，影响深远。那时，几位同仁经常聚在王修植家里叙谈。据严复后来在给杭慎修所著《学易笔谈》写的序言中回忆：袁世凯每个周六都从小站赶来参加，“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当时，杭慎修还与袁世凯开过玩笑。严复记述说：“时君谓项城，他日必做皇帝。项城言，我做皇帝，必首杀你。相与鼓掌笑乐。”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既是维新党人，也是朝野文官，还是学富五车的文人学士。尤其当时的康有为、严复，无论是在国学还是西学，书法还是文章，都堪称一代宗师。袁世凯一个武将，能够和这些文人学士的维新党人称兄道弟，相处无间，彻夜长谈，放言无忌，可见彼此是志气相投的，都是主张变法图强的。
戊戌前期，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天津，袁世凯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维新人士亲密接触，逢人大谈变法维新，练兵求强。同时，袁世凯也尽其所能，为康、梁、严等维新派掀起变法维新热潮做了不少协助工作。应该承认，袁世凯是真心希望变法自强的，对变法维新的宣传也是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的。
三
戊戌期间，袁世凯也留下了若干反映其变法图强思想的文献。
其实，早在甲午战后不久，36岁的袁世凯就因力主变法图强，引起了光绪皇帝的注意。
康有为上光绪帝第四书不久，1895年8月2日，光绪皇帝召见倡导变法的袁世凯，令其条陈变法事宜。仅仅过了20天，8月22日，袁世凯就将洋洋一万两千言的《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递上。条陈首先阐述变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同时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一样，袁世凯也从古圣先贤寻找依据，以示变法维新“古亦有之”，驳斥顽固派“用夷变夏”的反对变法谬论。和大多数维新派一样，袁世凯也主张效法日本，变法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