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中共能跳出七十年兴亡周期圈吗

作者:石 山





  2007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86岁生日,从新中国成立时算起,也已58年,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一个老党和执政时间较长的党。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抚今追昔,一方面为今日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国家繁荣昌盛、中国经济和中国模式得到国内外的重视和认可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对党内现在存在的诸多问题,确有一些忧思。本着居安思危精神与君子和而不同的中国优良传统,特真实地把自己的忧思写出来,既供参考,又备他日查阅。
  
  第一,当前党内政治生活的真实情况,和而不同是主流还是同而不和是主流?
  和与同的关系,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凡是做到和而不同的,大家心情舒畅,畅所欲言,人际关系比较和谐,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反之,一人或一个小集团说了算,不允许有不同意见,人人自危,人际关系紧张,社会生活死气沉沉,实际上是山雨欲来的寂静,是一个闷局,接踵而来的往往是大动乱、大变革。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太多了。孔子有感于当时的形势,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标出君子小人之别,用心可谓良苦。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曾希望我国出现一个新政治局面,特点是:“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认为这种局面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毛选五卷456—457)应该说毛主席这种见解与历史上和而不同的论点,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是非常好的设想。可惜在毛主席的晚年,他领导了反右派、反右倾等运动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却又背离上述想法,弄得人人噤若寒蝉,全社会万马齐喑,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政治上冤狱遍中国,他老人家原先的希望完全破灭,教训实在太沉重。
  粉碎“四人帮”后,我党领导中国,进行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党和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大进步,人们的心情变化大,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化更大,这是谁都感觉到的、认可的、拥护的。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以与乘客随意谈论朝野大事而毫无顾忌,“谤议于市朝”这一喜人局面竟在今日中国出现了,虽然党对它还没有奖励办法。网上议论更是内容丰富生动活泼。
  但是,目前党内在和与同的问题上,究竟进步到什么程度,我以为还是一个应该进一步弄清楚的大问题。形势愈好,我党作为执政党,愈需要清醒。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是提不同意见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还是唯唯诺诺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是实干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还是弄虚作假、耍嘴皮子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我以为这才是最真实的考核干部的尺度。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议论,就是不少干部群众给我们的鉴定。现在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是:人们不讲真话。许多领导干部慨叹:“很难听到真话和不同意见,迎合型干部太多”。下面则慨叹:“讲真话吃亏,不说为佳”。有人反映:现在讲成绩,层层加码,到中央一级成了无限大,完全失真。讲问题和缺点则层层减码,到中央一级仅存空壳,也完全失真。这两个金字塔现象所反映的干部心态不一定十分准确,但也实在太可怕了,其原因更值得我党认真思考。
  两种慨叹,一个是想听听不到,一个是想讲不敢讲。本来人们是愿意讲真话的,弄得不敢讲了,根本原因是怕招祸。谁能给他祸呢,当然是各级有权力的人。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人,能不能听不同意见并择其善者而从之,有不同见解的人能不能受到尊重并受到公平对待。如果社会上因言得祸的事不断发生,当然就没有人讲真话了。粉碎“四人帮”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惨痛教训,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有改进,但不能说已经解决。
  一个听不到真话的社会,表明这个社会还是同而没有和。领导听不到真话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说明脱离群众,人们不信任他。我党应该接受教训,并摆脱一切现实的虚假现象,研究群众目前不讲真话和领导听不到真话的现象,找到根本原因,认真解决听真话与讲真话的问题。我希望各级领导干部从自己做起,讲真话,讲到做到,身教重于言教。群众是最有能力区别真话与假话的。“知政失者在草野”,东汉的思想家王充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只有上面讲真话办实事,才能换来群众讲真话办真事。
  
  第二,不少干部中的几股歪风冷了许多群众的心
  当前,干部队伍中几股歪风盛行。
  一是豪华摆阔风。许多政府的“衙门”和官员宅第,愈来愈豪华气派,也愈来愈脱离群众,引起民怨与民怒。群众称“衙门”集中的街道为腐败一条街,称官员豪宅为贪官营。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和干部固定收入,他们不可能建设这样的“衙门”与豪宅,但修成了而且一些贫困地区也这样做了,资金从何而来呢?上级是不管还是管不住呢?这股风看来愈演愈烈,群众的心则愈来愈冷,党政领导的威信愈来愈低。有的群众说,再也看不到“老八路作风”了。这一声叹息包含着无限怀念与无奈,也含着一线希望。
  二是迷信风。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少报道,有的是调查资料,有的是理论上的批评,说得最清楚的是风水师们。一个调查资料说,有近三成的“县处级”干部迷信相面。《求是》杂志论文,则批评少数干部不信马列主义信鬼神。风水师们讲的就具体多了,“县处级以上干部中,相当一部分有风水方面的顾问,有不少人还聘请专职风水师为他规划”,“风水师和官员们的交易是悄然进行的”。“相较于商人,官员们更想念一些‘玄’的东西”。为了掩人耳目,风水师们不穿唐装,不留胡子,而是西装革履,打扮成一个推销员模样,出入官府和豪宅。官员不直接出面,有商人代办并买单,当然他们得到的更多。外电报道:“迷信风水现象在中国抬头”,或说:“鬼神迷信在中国抬头”。有报道说,有名的大寨大队,现在有人投资3000万元盖一座庙宇搞旅游。一些干部的迷信风与社会上的迷信风,究竟谁影响了谁,它们反映的是何种内心世界?
  三是豪赌风。中国的豪赌已“享誉”世界,他们成了许多国家、地区赌城的常客,我国周边国家、地区都建设专门赌场迎接他们。澳门特区的赌场更是内地豪赌者的佳处,有材料指出,澳门赌场内地赌徒占到93%。官方统计,中国每年流失到国外的赌金达6000亿元,官员输的钱往往都是公款。商人参赌的也大都是官商,真正的民营企业家以创业为主,很少这样干的。这股赌风使中国人在全世界丢尽了脸,群众的愤怒是十分自然的也是应该的。对这股恶风党和政府似乎束手无策。
  四是“跑部钱进”风。这已成为潜规则了,下面振振有词。“不跑部就拿不到项目,不用钱就进不了门。跑部钱进是下面的不得已之举,是逼出来的,含着眼泪干的。”送钱已成了一门大学问,神龙见首不见尾,不露痕迹,其妙无穷。比较公开的则是“项目车”是小干部干的,给小单位和个人一个小项目,不用说话就有一辆轿车送上供他使用,油和司机的开支也不用管。在这种潜规则支配下,下面的花样就更多了,风气也就愈来愈坏,上面的管理限制办法,永远跟不上形势。
  还有一些风,如公款吃喝风、包二奶风、外逃风等等,就不细说了。
  上述种种歪风的总的结果是:我们不少党政机关的办事能力愈来愈低下,出现了所谓的“体制性迟钝症”,处理事件拖拉,往往把一件民意小事情,酿成民怨甚至民怒,成为群体事件,社会安定大受影响。最近发生的两件事就充分说明这一点。一是山西黑砖窑事件。人贩子在河南郑州市等地方抓劳力,通过他们的交通线送到山西各地的黑砖窑,强迫劳动,过着非人生活。此事长期存在,两省的有关部门毫无作为,任其胡行,有的基层单位甚至与他们勾结共同作恶。这里的党政机关的无能已到了何等地步,岂仅是“迟钝症”而已。二是太湖兰藻事件,这是自然现象,完全可以预测到,南京市就有中科院的一个湖泊研究所,对太湖当然十分了解,为什么他们的信息就不能进入省市决策领域?太湖水质关系广大群众生活,当地领导却毫不了解即将发生的严重事故。特别严重的是三江三湖治理已实行多年,为什么还发生这样的事。这两件事太令人震惊并陷入沉思。国家环保部门已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污染高发期。每一个污染源都与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高发期的特点及其对周围群众的影响,应早作研究并制定对策,再不能临时被动应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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