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虾子区“四清”运动
作者：洪 星
1964年，党中央派出了有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等组成的阵容强大的工作团来贵州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中央为什么要把贵州作为“四清”的重点？原因很多，但我认为这是和曲解了贵州省委在三年自然灾害后，特别是遵义地区发生“五九事件”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纠正当时左的错误，恢复和发展贵州经济的正确做法是分不开的。
1959年，当时遵义地委继续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鼓干劲”的左的指导思想，坚持大办公共食堂，推行供给制，在粮食上搞高估产、高征购、反瞒产、反富裕农民、打击农村基层干部，助长了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等违法乱纪的歪风，导致这年年底和1960年春，遵义地区农村，特别是遵义县和湄潭县发生严重饥饿、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现象。为了挽救局面，省委在全省采取了许多正确措施：缩小人民公社规模，纠正“一平二调”，取消公共食堂，推行“三包一奖”，试行“大包干”分配办法，恢复自留地，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开放农村集贸市场等，让农民休养生息。因此，从1962年后全省农村经济形势有了好转，各项工作走向正常秩序。到1964年，全省整个经济形势根本好转，呈现出新的生机。1963年省委书记周林同志在视察湄潭时，曾给我讲过：这两年省委工作重点是抓农业和农村工作，待农村经济形势好了，要重点抓一下城市经济工作和城市的建设。后来徐健生同志（当时副省长）也给我讲过：说在63年召开的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听了他的汇报后，对贵州这几年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
但是，1964年8月我看到了刘少奇同志在昆明召开的西南地区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其中点了贵州省委书记周林的名，认为贵州近年来这些做法是搞资本主义。这使我很震惊。我预感到形势变了，周林同志要挨整了，贵州要挨整了。少奇同志在讲话中认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强调社教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犯有严重四不清的干部有受地富反坏影响的根子，也有上面的根子。这次“四清”运动不仅要挖下边的根子，也要挖上边的根子。这就意味着贵州搞资本主义的根子有可能是周林同志，要挖上边的根子，也必然要牵连到周林同志。不出所料，不久之后，中央于1964年10月份改组了贵州省委，由四川省长李大章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接着，改组后的省委决定在全省开展“四清”运动。1964年10月21日省委正式通知遵义地委：遵义县作为全省“四清”运动的重点。由省委派出工作团领导运动。
省委“四清”工作团是由中央、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和省直机关、各地、州、市、县、区、公社抽调干部组成的，共4731人。其中遵义地区1400人，我们湄潭县120人。工作团设总团，由国家劳动部副部长李正亭同志担任团长和党委书记。下设10个队。我们湄潭县由县委副书记、县长陈邦海带队，我协助他工作。我们编在第九队，由解放军画报社×××任队长，陈邦海同志任副队长，我任支部委员。第九队下设五个组，我任第一组组长，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舒凡任副组长，著名电影演员王晓棠任秘书，八一电影制片厂场记陈静任记录员，同我编在一个组的是我县各区、社的同志蒋胜隆、万林、张锡忠等12位同志。参加工作团的人员全部于1964年10月28日到遵义报到，参加集训。
这次集训为期一个月，主要内容之一是：对由贵州省各级抽来参加工作的干部进行全面审查，查阶级、查观点、查立场。规定每个队员必须交待从7岁起的历史，凡政治不可靠、思想作风存在严重问题，在“五反”中暴露有严重错误而又没有认真检查的都不能参加工作团。同时规定，在每个人自我检查交待后，还要开展互相检举揭发。交待或揭发些什么内容呢？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例如我自己就检查交待了：从7岁起上抗日小学，14岁参加革命，15岁入党，来到贵州后曾给省委书记周林当过秘书，1959年在湄潭工作时曾被作为右倾分子调贵州大学工作，调回湄潭后为了恢复身体，曾经领导批准，买过两斤白糖，一条哈德门香烟，一双水胶鞋，一件雨衣，一对五羊牌电池等等。我的以上检查交待工作团领导总的认为还是好的，但他们认为我给省委书记周林当过秘书应当作为重点审查对象。所以工作团派了两位同志（解放军总政干部）专门找我谈话，要我检举揭发周林同志的问题。他们告诉我周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政治上长期否定阶级斗争，搞阶级调和，向敌人让步，导致贵州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倒退。还说，目前省里正在对他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他们要我同周林同志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当时我想到周林同志在劫难逃，我也因此会受到株连。然而我以事实为根据把问题讲清楚了。经过几次交谈，两位解放军干部不仅认为我没有问题，而且认为我是正派的，至今回忆起来我觉得这两位解放军干部也是正派的。他们没有对我采取过“左”的手段，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第一阶段的自我交待检查、互相揭发中有不少同志被清退回去，还有个别干部因想不通自杀。这是工作团集训中不应该发生的历史悲剧。
集训的内容之二是学习双十条（即“前十条”和后十条）和“六十条”。但重点是学习中央批转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的经验（简称“桃园经验”）。这个经验强调这次“四清”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因此工作队学习中首先进行了反右倾，然后学习桃园工作队的具体做法，即：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夺权斗争，然后进行“四清”，最后开展对敌斗争。这个所谓经验，是一套极“左”的东西。
这次集训的纪律是极其严格的。规定学习期间工作队员不准互相到其它队、组去串门，不准一人外出，出入上街要二人同行。不准买零食吃，更不准到饭店吃饭，一次陈邦海县长和陈光文商业局长二人外出吃羊肉粉，还喝了一点酒，回来后被发觉，工作队当晚召开支委会对陈邦海进行了批判。王晓棠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曾在《山间铃响马帮来》、《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影片中扮演角色，当时遵义市有很多群众都想见到她。但规定她出门必须带一个大口罩，让人们认不出来。一次我县张大彬来信给我说，他想见见王晓棠。我叫他以给我送邮票为由门岗才让他进来，终于见到了王晓棠。由于纪律严，在集训中也不能同她多讲话，一次同组的禹朝廷同志在交谈中问她拍电影情况，她当即回避了，使禹朝廷很难为情。
省委“四清”工作团集训于11月26日结束后，又进行了重新组合，全团人员一分为二，一部分到遵义县参加县直机关“四清”，大部分参加遵义县虾子区农村四清。工作团总部设在虾子区，下设8个工作大队，43个工作队，440个工作组，另有一个区级机关工作队。我们湄潭的同志被重新分配到虾子公社四清工作大队、山羊大队工作队。虾子公社工作大队长是刘冀平（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副队长是李舒田（北京人大会堂保卫处处长）和王荣。山羊大队工作队长是李卓冬（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副队长是龚松甫（解放军总政）。我是大队工作队支部委员，分工负责齐心、白杨两个工作组工作。齐心生产队工作组长是蒋胜隆，白杨生产队工作组组长是李秉清。参加山羊大队工作队的同志来自四面八方，除我们湄潭的同志外，还有解放军总政、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新华社贵州分社（王金福等）、省民政厅以及仁怀、风岗、余庆县的同志。春节前夕又有贵州工学院一部分师生编入我们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