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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黑旗事件”
作者：容全堂
《杨尚昆生平纪事》一书记载：“1958年，春，毛泽东认为中办秘书室在整风反右中‘扶右反左’，杨尚昆因此受到批评。”据当年在中南海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同志回顾，该书所说的：“扶右反左”是指中南海“黑旗事件”；“受到批评”是指撤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简称：中直机关党委)及杨尚昆担任的党委书记。笔者通过翻阅资料及走访一些当事者，以“回归”当年的事实真相。
中办秘书室的整风是“文革”的预演
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何载同志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简称：中秘室）负责人、兼任中南海党总支书记（下属：居仁堂后楼支部、机要室支部、秘书室支部），主持秘书室的全面工作。中秘室有工作人员70多人，从阅历来讲，主要有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从各地、各部门选拔的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老同志，一部分是建国初期从高等院校选调的青年学生，戚本禹和林克（毛主席的英语导读)就属于这类干部。同任何社会单位一样，中秘室毫无例外的要加强管理工作，何载以负责人的身份对好的给予表扬，对不合时宜的提出批评，难免有时方式方法比较简单，有时显得急躁一些，尤其是对几位年轻干部要求严，批评多了点，个别同志由此结下了思想疙瘩。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广大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全国迅速掀起了整风运动的热潮，普遍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5月4日中秘室开始整风运动，曾受到何载批评过的几位年轻干部，在中秘室整风运动动员会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言词尖刻，语气强硬的提出要大鸣大放，由远及近地联系中秘室的情况，对何载同志开始了揭发批判。
趁着整风运动的势头，戚本禹等人贴出大字报，罗列了何载子虚乌有的三个问题：向中办领导做了假汇报，说秘书室人员对本单位整风不感兴趣，对社会上整风有兴趣；有人攻击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何载利用他们为骨干，把整风中的积极分子打成右派；在整风运动中，何载、王文（时任中秘室科长兼党支部书记）接见了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1957年反右斗争时定为右派），对她的翻案表示同情和支持。
除此之外，还把一些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向组织的思想汇报……采取无中生有、断章取义，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的方式，以片面和不实之词张贴大字报。
王文因接待过林希翎的上访，首当其冲地成为批斗的重点。戚本禹等人以“拖观点”的方式对王文进行批斗，王文如实谈了对林希翎的看法。然后又在批判中无限拔高、上纲上线。他的发言被篡改为反动言论，变成被大字报批判的材料，也成为后来定王文右派分子的依据。
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多数同志认为大字报鸣放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多次反映无人理睬，也不许当事人申辩。大鸣大放一浪高过一浪，罗列的问题混淆视听地占据了上风，好像真有其事。大字报铺天盖地诬陷何载是“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政治扒手”、“骗子李万铭”……除大字报外，还多次召开对何载、王文的批斗会，会上居然出现过推搡、打人等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还发生了几起查抄事件。中直党委、中办及中南海党总支对这些行为持反对态度，戚本禹、林克等人就喊出：“踢开支部、总支、中直党委和中央办公厅闹革命”口号。发生在中南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打人、查抄等一系列非常规的做法,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是践踏党纪国法、破坏党内民主,时隔8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与此有着惊人的相似,人们评论中秘室的整风运动是“文革”预演和试验是恰如其分。
中央文件规定整风提意见建议要：“和风细雨，与人为善，治病救人”，何载感到一些人的做法与中央精神不符，请示杨尚昆同志怎么办，他答复：认真听取意见，虚心接受。从6月下旬开始，何载专事写检查、反省材料，接受批斗，不许参加任何工作会议，导致他难以开展正常工作。也就在全国反右斗争告一段落的9月份，领导决定调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的王刚（己故）、李东冶两同志分别接替何载担任的秘书室负责人和中南海党总支书记的职务，9月底，派何载同志到十三陵水库参加水利建设。
1957年整风期间,社会上有人因写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在中秘室，则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把其他同志定为“右派”分子。实践证明，处理敌我矛盾不能用“四大”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不能用“四大”的方式。1980年1月中旬，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中南海“黑旗事件”子虚乌有
中秘室的运动比全国慢“半拍”，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在1957年夏末己经结束，而中秘室的整风才刚刚结束，从9月份开始了一场持续达一年的争论，焦点是围绕着何载的问题究竟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右派”性质的问题。
戚本禹等人认为何载被调离中秘室，是整风和反右斗争的成绩，积极性愈来愈高，更加活跃，四处联络，多方活动，在中南海又掀起了新一轮大字报浪潮。针对戚本禹等人的做法，持反对意见的同志也开始写大字报，质问：“戚本禹究竟要干什么？”
据说，刘少奇同志看到中南海四处贴着大字报，便找中秘室的整风小组的同志谈话，明确指出：在中南海张贴大字报影响不好（当时国际友人常来中南海），不利于领导机关办公，不要晚上在瀛台秘密串联，毛主席常去那里散步，会干扰和影响他的工作。对领导同志有看法、有意见，属正常现象，可以写小字报，也可利用晚间或节假日时间，在西门政治局会议室开会提意见反映问题，不要在中南海贴大字报，这种方式不妥当。
中直机关党委看到少奇同志出面过问此事，从领导整风运动的角度考虑，经党委书记杨尚昆同志同意，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中办秘书室派出刘华峰(中直党委副书记)、晓岚(中直机关人事处长)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党委对何载问题作了认真研究，提出“问题严重，内部性质，批深批透，治病救人”的“十六字”方针。尽管这个提法不够科学严谨且打着“左”的印痕，但党委还是明确指出何载问题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属于右派性质的错误。工作组遵循党委的指示，协助中秘室继任领导组织、引导整风运动。秘书室多数同志认为这一指示和做法，符合中央精神，符合中办秘书室的实际，符合对何载同志的客观评定。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双反”运动的高潮，中秘室贯彻落实文件精神时，大家自觉不自觉地联系秘书室整风运动的实际。绝大多数同志拥护中直机关党委的指示和做法，认为何载在工作上的错误，可以批评教育，但不是敌我矛盾。戚本禹等8人则始终坚持罗列的三个问题，不仅无限上纲上线，而且坚持要把何载定为右派分子。
争论意见此起彼伏，形成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看法。戚本禹等8人把两种不同意见比喻成两种不同的旗帜，主张定右派的，他们认为举的是“红旗”，不同意定右派的，他们认为举的是“黑旗”，何载成了“黑旗”代表人物。
自称是举“红旗”的，置中直机关党委的指示而不顾，私下向江青（利用其特殊身份）反映秘书室的整风动态，说他们8个人被人跟踪、信件被检查、个人历史受到审查，认为中直党委、中办及秘书室领导是在袒护和包庇何载。他们越部门串科室，以串联的方式鼓动群众不要听机关党委的，散布要撤换领导的言论。其言其行激起主持公道群众的愤懑，也引起了组织和领导高度重视。4月14日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和秘书室负责人王刚两同志遵照杨尚昆同志的指示，专门召集秘书室工作人员会议，组织大家学习列宁的《左派幼稚病》。继任的党总支书记李东冶同志，召集居仁堂后楼党支部、机要室党支部、秘书室党支部党员会议，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批评的主要内容是，欢迎他们对领导提出批评或建议，但不要夸大事实，不要无限上纲，要分清延安和西安，等等。但自称是举“红旗”的人不承认错误，认为领导上压制批评，反对“左派”，扶助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