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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昌照与资源委员会

作者:冯世勇





  钱昌照(1899—1988),字乙藜,江苏张家港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20世纪30年代初,他首倡和发起成立了国家资源委员会,并长期担任这一机构的主要领导人,为当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他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曾出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兼计划局副局长,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后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积极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协商和大政方针的制定,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教育发展、海南开发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提案和建议。
  本文拟就钱昌照先生对资源委员会的成立、发展所作的贡献做一简要的论述,以资怀念。
  
  工业救国,亲身力行
  钱昌照出生于江南名门望族,早年留学英国,先后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并利用课余到西欧各国进行考察,西方“工业救国”的理论和实践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4年钱昌照学成回国,由著名爱国实业家张謇举荐,他遍访当时国内实力派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阎锡山、吴佩孚、孙传芳等诸路军阀,企盼寻求“工业救国”的远大理想。但其时国内正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年轻的他虽满怀爱国之志,可是却报国无门,令其失望不已,于是,钱昌照一度在上海潜心苦读,钻研中国历史,后与沈性元完婚。
  沈性元是浙江嘉兴人,她的姐姐和姐夫都是很有名的人物。姐姐沈性真,早年热衷于社会改革,辛亥革命时曾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抗日战争中又创办上海南屏女中,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忆录》颇受史家青睐。性真的丈夫是国民党元老黄郛。辛亥革命时,黄担任沪军第三师师长,与都督陈其美、团长蒋介石是拜把兄弟。北洋时期,他担任过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兼国务总理;后来又先后担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等职务。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因姐夫黄郛的关系,钱昌照先后出任外交部机要秘书和蒋介石的秘书。由于工作勤奋,能力过人,深得蒋介石赏识和器重,不久升任为由蒋介石亲自兼任部长的教育部常务次长。就这样,钱昌照顺利进入了国民政府的政治舞台。
  1931年9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忧国忧民的钱昌照敏锐地意识到这只不过是日本侵华的第一步,抵御外侮的道路还很漫长。他认为中国政府必须及早准备,集中国内人力、物力和财力,团结国内文化界、实业界等各方面的精英人士,加强国防建设,以应付日后不可避免的更大规模的中日战争。同年冬,钱昌照向蒋介石提议,设立一个国防设计机构,机构由国内著名学者和实业界人士组成,其任务是对全国的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财政经济、交通运输、土地、粮食和专门人才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这一提议很快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和同意。
  1932年11月1日,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正式成立。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蒋介石亲任委员长。经钱昌照提议,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先生担任秘书长,同时,蒋介石任命钱昌照为副秘书长。委员会成员共39人,几乎集中了当时国内各领域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和实业家,人员名单基本上由钱昌照事先拟定。
  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之后,由于蒋介石基本不过问具体事务,翁文灏又身在北平,主持地质调查所的工作,所以,钱昌照义不容辞地担当了该机构日常事务的领导工作。他将委员会下设秘书处、调查处、统计处等3个处和军事、国际、教育文化、经济与财政、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粮食及人口、专门人才调查等8个组。每个部门分工明确,职责到人。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委员会各部门从成立到1935年4月,都程度不等地进行了深入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有许多基础性的调查统计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比较系统的、大规模的国情摸底,为后来的运作积累了必不可少的有益经验和教训。
  
  尽心尽责,成效显著
  1935年4月,国民党军事机构进行大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易名“资源委员会”,主要执掌资源的调查研究、资源的计划及开发、资源的动员等。蒋介石亲任资委会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先生分别任正、副秘书长。但其时翁文灏正在河南焦作担任中英合资的中福煤矿整理专员,同年底又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没有过多精力过问资委会。因此,资委会主要工作仍然由钱昌照担当。
  资委会成立后,钱昌照将工作中心逐步过渡到以加强重工业建设为主,将精力用于兴办工矿企业。当时的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基础相当脆弱,布局又很不合理,钱昌照在资委会成立之初,就提出了一个有关重工业建设的五年计划,将发展重工业提到了议事日程。
  但是,发展重工业,首先必须解决资金、人才和技术三大问题。对此,钱昌照克服重重困难,显示出了非凡的魄力和胆识。针对资金问题,他提出了“尽量利用外资”的思想,认为:“中国的‘国民所得’很少,每年积蓄能力极有限,资本市场又没有组织起来,要想加速度的工业化,非利用外资不可。一个物质比较落后的国家,第一步的工业化,往往利用外资。……政府所规定的利用条件,不妨放松一点。外资的流入,绝对没有可怕的理由,就看我们能不能利用。”
  1936年,在钱昌照的提议下,资委会组成了以开滦煤矿华籍总经理顾振为团长的访德代表团,并与德方签订了一个1亿金马克的周转信贷合同。合同规定,在限度之内,中国可以向德国购买军火和兵工厂以及重工业的设备,中国以所产钨、锑、桐油、生丝、猪鬃等农矿产品抵付。这堪称资委会利用外资的经典之笔——这笔合同不仅为发展重工业解决了设备及相关技术问题,同时也为抗战初期抗击日本侵略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
  关于人才问题,钱昌照尤其重视。他认为:“若是仅仅建设一个厂,开发一个矿,能生产,有盈余,不算是成功。建设一个厂,同时训练可以建设三个厂、五个厂的人才;开发一个矿,同时训练可以开发三个矿、五个矿的人才,才是真正成功。”他1948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的演讲中也谈到:“中国时代够大,人不够大。必须放手放心的物色人才,培植人才,爱护人才,千万不可扎篱笆,扎了篱笆人家走不进来,自己也走不出去。”
  在具体工作中,钱昌照摸索了一套完备的、行之有效的选拔和培养人才的办法。如:利用高工资、高待遇吸引和激励员工。选拔优秀员工出国学习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抗战爆发后,资委会先后七次选派了700多名高中级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赴美学习和考察。另外还与重点大学联合,吸引这些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到资源委员会工作。这些举措,为中国当时及后来的工业发展培养和储备了许多优秀人才。
  对于发展重工业中的技术问题,钱昌照提出了“尽量利用外国技术”的著名理念。他认为“科学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一切建设,需要技术,要是自己没有把握,切莫负起过重的责任。创办重工业,总得迎头赶上。……我们技术不如人,就得认清事实。夜郎自大,势必误国。”资委会在重工业建设过程中,除了选拔优秀人才出国深造,还聘请了不少外国技术专家,购置国外先进设备,与外资合作办厂,以弥补自身的不足。
  应该说在当时,钱昌照的思想和实践是超前的,是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列的,正因为如此,国民政府的资委会成为那个时代少有的亮点之一。
  
  苦心经营,蓬勃发展
  本来,按照钱昌照的设想,资委会在1936年实行战略调整,着手实施《重工业建设计划》,准备花大力气兴建冶金、化工、机械、能源、电器等重工业厂矿,力争在5年内改变我国重工业基础薄弱、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为此他亲自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选择厂址,与外商洽谈合作事宜,并先后上马了钢铁厂、机器厂、电工器材厂等一批企业。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华民族进入了全民族抗战的新阶段,钱昌照先生及其领导的资委会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和转移,实施重工业的宏伟计划受到了中断和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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