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中国核事业中的科技知识分子
作者：言 实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原子弹、氢弹、核潜艇相继研制成功，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震撼。美国斯坦福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悉尼·德雷尔为他同事斯坦福大学中国政治问题教授刘易斯和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研究中心薛理泰,在经过十多年研究后合作写成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所作的前言说：“读者很想知道一个工业、科学资源有限的贫穷落后的国家怎么能取得如此复杂的技术经济成就,而且令人吃惊的是,这一成就是在‘大跃进’的严重政治动乱中和‘三年困难时期’实现的。”他回答读者是：书的作者研究认为，“中国的核武器计划之所以取得成功，重要的是领导人长期以来放手使用本国科学人才，发挥他们的潜力。”这是一位外国学者对中国核事业中知识分子政策的赞誉。
党和国家的光荣，也是知识分子的光荣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是技术和知识高度密集的产品。党和国家深知要建立和发展中国核事业，必须充分依靠和发挥科技知识分子的作用，积极而审慎地吸收了一大批科技人员来从事这项关系国家安危的重要事业。此中有三四十年代留学欧美，造诣深厚，享有声誉的老科学家、老专家；有新中国自己培养（包括部分留苏回来）的品学兼优，勤奋努力，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科技人员；还有大量朝气蓬勃，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怀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在党的领导下，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不辞艰辛困苦、艰难险阻，超乎寻常地忘我劳动，顽强拼搏，攻关夺隘，勇于攀登，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为我国核事业作出了炳耀史册的伟大贡献。
中国核事业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与骄傲，中国人民和海外炎黄子孙的光荣与骄傲，也是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的光荣与骄傲。在这项伟大事业中，党和国家实现了既定的战略目标，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对比和战略格局，世界从此对中国刮目相看；科技人员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最高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自己的作用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崇敬和奖赏。
爱国的深刻的历史情结
中国知识分子饱经沧桑，他们投身于核事业，有个深刻的历史情结。
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后100多年来，屡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负、压迫，清末朝廷和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国家积弱积贫，人民受苦受难。知识分子、特别是上世纪初出生的知识分子，面对深重的国难，心中产生很深的郁闷和苦恼，他们纷纷出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发展工业经验，想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但都没有走通。最后还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他们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纷纷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把“报国”、“救国”的愿望落到实处。钱三强等一批老科学家就有这种亲身经历。
钱三强1937年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留学法国，1948年回国想把国内核物理人才聚集起来，开展核物理科学研究，先后找了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但都婉言谢绝，不予支持，使他碰了壁，感到很失望。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十分重视钱三强，安排他参加新中国成立前第一个出国代表团，到巴黎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他想到自己是核物理学家，又在巴黎学习和工作过11年，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带一些美元去托他的导师约里奥·居里，买一些开展核科学研究需要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代表团副秘书长丁瓒问他要多少，他说要20万。丁瓒感到惊诧，他也意识到要这么多外汇可能太冒失，心中忐忑不安。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进北平城后两三天，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会见他，说他提的那个建议，中央研究过了，认为很好。清查了一下金库，还有这个力量。估计20万美元不是一次使用，决定先拨出5万供他使用，并说明用款时只要同代表团秘书长刘宁一商量就可以了。这件事使钱三强极为感动，心如潮涌，热泪盈眶，新旧对比，他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国为人民长远发展，高度重视科学事业的。
事业的正义性和神圣性的激励
中国科技知识分子投身于核事业，还因为这项事业的正义性和神圣性。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发愤图强，无私奉献。
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曾多次扬言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面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诈，以及后来赫鲁晓夫集团的背信弃义，广大科技知识分子同全国人民一样，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纷纷投身于核事业，决心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报效祖国，为国争光，为民争气。王淦昌在刚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蜚声于世界物理学界的时候，组织上要求他转到核武器研究上来，他毫不犹豫当即表示“愿以身许国”，以后就隐姓埋名在青海高原工作了17年，参与组织领导核武器研制，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技术问题。周光召听说苏联毁约停援，撤走专家，立即与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一起工作的同志联名写信，主动请缨，要求回国参加核武器研究，并在原子弹理论计算中解决了令人困扰难解的关键数据问题。于敏素来以基础科学研究为乐，不喜欢搞应用研究，而且正在原子核理论方面有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时候，组织上突然要他改行搞氢弹理论预研，经过一番短暂的思想斗争，他欣然接受并全身心地投入，在突破氢弹原理上作出了创新成果。程开甲回国先后在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任教，当国家核事业需要时，他即服从组织调动，秘密地参与核武器研制，后来又转到新疆核试验基地，组织领导了核试验和核测试技术工作，保证核试验成功并全面收效。总之，许多科学家和工程专家参与核事业，都有个共同的理念，这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是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是强国之梦的历史责任，谁都必须尽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以赴命。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感召力
科技知识分子全身心地投入核事业，还由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感召力和亲和力。这就是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在工作上大胆放手，在生活上热情关怀。核工业系统的科技人员深切感受到党的重视、信任、关怀和理解，工作是努力的，心情是舒畅的。虽然有时也受到大的政治运动的干扰和影响，有的科技人员因此也受到一些委屈；但这毕竟是一时的，他们认为从总体上说，二机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还是稳当的、比较好的。
（1）政治上充分信任。众所周知，研制核武器是国家的高端机密，因此对参与核事业的工作人员在政治审查上必须严之又严。世界核大国都是如此，无一例外。我国一些高中级科技人员，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甚至个人经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下，或多或少都被认为有问题。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当时二机部掌握的原则是，家庭问题看本人，历史问题看现实，只要本人已经交代清楚了，现实表现是好的，一律予以信任选用。宋任穷部长说的好，“这些人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要求他们各种关系都很清白是困难的。我们的党政干部和军事干部，我们的孩子政治上最纯，可是他们干得了吗？”刘杰副部长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为什么、又怎么能离开社会历史条件，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那种完美无缺的完人呢？对科技人员的政治要求，还是应该从实际出发，只要他们爱国，又有真才实学，就要大胆选用，充分信任。”后来事实也证明，这些科技人员被吸收参加核事业，心理上充满了自豪感和光荣感，政治上没有思想负担，在科技攻关、生产建设、艰苦创业中，竭尽全力，拼搏奋斗，发挥了重大作用，作出了杰出贡献。许多人成为各级科技领导骨干，有的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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