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我在解放战争中的三年采访
作者：谢文清［遗稿］
1945年10月中，我随延安干部团经过20多天日夜兼程行军，从延安经张家口到热河省的承德市，热河省委从干部团中扣下一批干部，把他们留在热河工作，我是其中之一。我们俄文学校的干部大约留下了五六个人。我记得有何方、苏丹、杨信恭等。冀热辽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同志特地接见我们，还请我们吃了顿饭，这是我们抗战八年以来最丰盛、最美味的一餐。在承德住了一个星期后，我和杨信恭两人又被派去赤峰市工作。当时，热中地委设在赤峰。地委书记宋诚同志也接待了我们。当时赤峰市驻有苏联军队一个师政治部。因苏军进入东北后，有些违犯纪律的行为，所以这个师的部队均驻扎在市郊的军营里，只有政治部的十多个军官住在市内。我和杨信恭到赤峰后，热中地委就分配我到苏军政治部当翻译，杨信恭在军分区当翻译。但我当时的俄文水平实在可怜，苏联军官同我谈事，说了几十句，我只听懂三五句。因为我们在俄文学校三年多几乎全是搞“运动”，只上了半年俄文课，而且学的全是语法，名词变格、动词变尾，从来没见过苏联人，也没开口讲过俄文，所以一遇到苏联人就傻眼啦，听不懂，更讲不出口。但我的俄文读音却十分标准，苏军少校马尔德诺夫和大尉沃罗比约夫都很喜欢我，要我同他们一起生活、办公，住在一起，日夜讲俄文。热中地委书记宋诚同志也认为这样挺好，地委有事同苏军交涉时，就到苏军政治部找我。这时我开始每天讲俄文，听、说能力日渐提高。我每天的工作是翻译一些俄文宣传短文，如《苏联简述》、《苏联妇女》、《苏联各民族》和《苏联教育》等等。夜晚就收听张家口和重庆的广播新闻，同沃罗比约夫大尉(懂汉语)一起译成俄文供苏军政治部领导人参阅。吃的是军官食堂标准，面包、红菜汤、猪排、蜂蜜等等，比延安生活水平大大的提高了。偶尔出城去苏军部队走走，全是摩托化，十轮大汽车排满兵营，炮车、装甲运兵车列阵严整，但其中许多都是美国造，如大炮、装甲车和军官乘坐的吉普车等。轻武器如转盘冲锋枪、机关枪等都是苏联制造。这时我才体验到美国确实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兵工厂，连苏军的装备中也有许多美国制造的重武器。苏军武器管理十分严格，我想跟他们要一支手枪防身，但他们不给，尤其是苏制武器，一粒子弹也不能给中国人。日本制造的武器则可以通融，后来他们送给我两支日制手枪。马尔德诺夫少校确实是个会作政治说服工作的人，他曾连续两三天利用晚饭的时间同我闲谈，主要是向我解释苏联为何不能给中共武器援助。因为，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而美国又是支持国民党的，苏联在四年反法西斯战争中损失太大，再也无力同美国打仗了。而美国工业力量十分强大，兵员和武器都在战争中受过了考验，力量蒸蒸日上。苏联实难同美对抗，所以不能援助中共打内战。我记得，1945年底，有两个美国记者要来赤峰市访问，要采访苏军指挥官，也要采访当地政府和解放军指挥官。为了应付这两个美国记者，马尔德诺夫少校费心筹划，作了周密的准备，他建议，赤峰市的解放军部队一律改称“热河保安部队”，臂章都换成“保安队”，理由是：因为国民党也要派军队来赤峰驻防，但被苏军拒绝了。苏军拒绝的理由是：赤峰只有苏军驻防，不允许其他军队进驻。苏军撤退后，中国军队，不管是国民党军抑或共产党军，都是中国军队，谁都可以来，苏军不管。但在苏军撤退之前，国共双方军队都不得进驻，以免引起武装冲突。因此，解放军赤峰部队必须改称“保安队”，即地方治安警察武装。只有这样，才能使美国记者接受。这两位美国记者都会说汉语，但不懂俄文。因而，马尔德诺夫少校要我参加会见美国记者。我的身份是“苏军中尉翻译官”，穿上苏军军装，肩章是一条杠两个星，沃罗比约夫大尉同我并排而坐，我们两个就合作担任翻译。美国记者的汉语也不怎么的，半瓶醋，我的俄语也很差劲，沃罗比约夫大尉的汉语倒是比较好些。就这样，我们连比画带“洋经邦”，总算应付了两个多小时的美国记者的采访，好像演戏一般。
有一次大约是1946年1月初，我们解放军一个小勤务员，大约只有十四五岁，找苏军政治部的卫兵讨子弹——盒子枪子弹。此种子弹的直径与苏制转盘冲锋枪的子弹相同，卫兵将此事报告了中尉连长，连长立刻将这个小勤务员拘拿，讯问他为何向苏军战士索要弹药，按苏军纪律，武器弹药是绝对不许转让的。这个小鬼吓得直哆嗦、哭脸，被禁闭了两三天。此事后来上报到热中军分区，军分区政治部派人到苏军政治部找我商量如何要回这个小鬼。我向这位苏军中尉连长解释了大半天。我告诉他：我们解放军有些游击队十分缺乏武器弹药，往往是缴获敌人武器，但缺乏子弹，所以常常向战友讨子弹，互相转让子弹。他们不了解苏军纪律，触犯了你们的军法。但念在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童，就饶他这一回吧！那位苏军连长请示了马尔德诺夫少校后，释放了我们那个小勤务员。
又一次，苏军大尉沃罗比约夫带了一个囚犯来到政治部，这是苏军野战部队捕获的。此人向苏军炮兵部队索讨炮弹，也是违犯苏军军纪。我问他为何向人家要炮弹？他说，他从锦州撤出时带了几门A2式平射炮，但没有炮弹，他想苏军可能有。此人三十多岁，满口四川口音。我问他是什么部队？他说他是解放军辽西地方部队，想组建一个炮兵连。但苏军怀疑他是土匪，是奸细，要审判他，可能判他重刑。此人痛哭失声，乞求救他一命。我听他是四川口音，便问他“四川人如何到东北来参军”？经他说明，我才弄清楚，原来他是从延安来的，同我一样，是延安来东北干部团的一员。他在延安军事学院炮兵队学习过，原是西路军的干部。到热河后被分配到辽西军分区炮兵营当营长，到处寻找日本投降后散失在民间的武器，组建解放军。我问他延安的情况，他对答如流，件件对头。原来我们还是同学哩。我是1942年军事学院工程队学员，而他是炮兵队学员。后来，1943年我们工程队同延安大学俄文队合并成立了俄文学校，脱离了军事学院。那时，炮兵队又合并到军政学院去了。这位营长不懂得苏军纪律，以为苏联老大哥一定会热情帮助他组建炮兵，所以就向苏联驻军索要炮弹。沃罗比约夫大尉对我说：索要苏军武器弹药是可能被作为奸细处理的。就是苏联援助你们武器，也只能由苏联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办理，苏军部队根本无权向外国人转让自己的武器。又是经我再三向马尔德诺夫少校解释，说明这位营长是我在延安的同学，马尔德诺夫少校又请示了上校师长维克多夫，经军令处同意，才释放了我们这位炮兵营长，并且还送给他几门日式平射炮。
1946年3月，苏军从热河撤出，撤回到蒙古。我和杨信恭两个随苏军部队去到中蒙边界上的一个名叫“攸告吉尔”的小村庄。这是热中地委和热中军分区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要侦察一下苏军撤兵的路线，以便将来万一有事时同他们联系。我和苏军撤到攸告吉尔后，由一位上尉科尔丘克接待我们，请我们看了几场电影，住了半个月左右，就派一个骑兵排把我们送回中蒙边界线。送了我们两匹马，一袋面粉，二十多瓶牛肉罐头，几斤白糖，两支日本造步枪和数十发子弹，两支日本手枪和一个指北针，每人一套西装，一双皮鞋和一件尼绒大衣。还告诉我们：向东南方走，逢山爬山，遇水过河，五六天后即可回到赤峰。我们两个在边界上向科尔丘克上尉告别后，就直奔东南方向去。整整走了一个星期，穿过莽莽大草原。3月时光，大地还盖满一尺多厚的白雪，这倒好，我们一路上倒是不愁没水喝。一路上经过许多牧场，每个牧场上都堆放着一米多高的牛粪堆，虽然有白雪覆盖，但却都是晒干了的牛粪，我们俩就把牛粪点燃取火、烧饭。我们的马背上驮有牛肉罐头、面粉、油、盐、面包等等，但就是没有水果和蔬菜，直到第七天早晨，我们才听到东南方有鸡鸣和狗吠之声，不用问，肯定那里有村庄。我们俩高兴了起来，跨马蹬鞍直奔鸡叫的方向。果然远远就望见一个有十多户人家和一个小林园的小小村落。我们进村下马，又向村民问路，哈哈，好得很，都是汉人，说的是东北话。村民见我们穿的是西装，高头大马，身背武器，多少有点恐惧，我们耐心解说，并拿出面包、罐头给他们吃，这才对我们放心。经过询问，我们才知道这里已是林西地区（翁牛特右旗），而且是解放区。在这个小村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就赶到了林西。巧得很，林西县长正好是我的一个老战友，名叫苟先学，是我1940—1941年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第二旅第四团第一营营长。其时我是他的部下，是第一营第三连的指导员。蒙老苟的盛情款待，我和杨信恭在林西住了两三天，把马和枪都交给了老苟，就乘长途汽车返回赤峰述职。到赤峰后，杨仍回热中军分区，我仍回热中地委。但这时已用不着俄文翻译了，因为苏联军队已经撤离，地委书记宋诚同志拟派我去赤峰市委任宣传部长。但我从未做过地方工作，抗战八年我都是在军队和军事学校工作学习，不会做地方党委的工作。于是，就派我去赤峰中学做青年学生工作，职务是教导主任。当时，我的党组织关系是在热中地委组织部，要想再返回军事部门是比较费事的。热中地委执意要留我在赤峰市工作，我也就服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