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中国大学生与美国飞虎队
作者：张 彦
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大概都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战时大学“西南联大”与曾经取得援华抗日辉煌战绩的“美国飞虎队”（即“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同在云南省的首府昆明。但是，可能鲜为人知的是：一部分联大同学和一部分美国飞虎队员之间曾经建立过特殊的深厚友谊，并且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传奇故事。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节节败退，以至将政府迁至西南后方的重庆。当时，中国几乎无空军可言，日本飞机则集中对重庆、成都、昆明等后方城市，进行狂轰烂炸，伤亡惨重。在此期间，除了苏联曾以少量飞机支援中国以外，真正向中国伸出援手的是美国。当时，美国还没有向日本宣战，于是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名义派出约300名空地勤援华人员和100架D-40C型飞机来到中国，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以陈纳德将军为首的“飞虎队”。他们首次作战就打下了10架日机，煞住了敌人的威风。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后，飞虎队改编为美军“第十四航空队”。1943年以后，飞虎队战果辉煌，共击落2600架敌机，击沉或重创军舰44艘，击毙日军官兵6万余人。但是，有2500多美国飞行员为中国抗日战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200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讲话中还特别表彰了美国飞行人员所作的突出贡献。
书店巧遇
1944年春的一个星期天，联大中文系学生、同时又是中共联大党支部书记的马识途（时名马千禾），正在南萍街上逛书店，进来了两个美国士兵，东翻西看，似有所求，但一无所获。他们发现马识途正捧着一本英文的《苏联文学》杂志，喜出望外地走过来自我介绍：一个叫迪克，一个叫莫里斯，都是飞虎队的，想找关于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书。而且，嗓音洪亮，毫无顾忌。老马听了不免有点紧张，左顾右盼生怕被什么特务听见，连忙低声告诉他们这样的书这里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是中文的。“你们想了解什么？也许我可以帮助你们。”两个美国兵听了，高兴极了。老马随即带他们去了附近的一家茶馆，开怀畅谈起来。富有洞察经验的马识途发现，这两个美国人确实真心想了解中国，并非别有用心，但是不得其门而入，何况他们又不懂中文。他感到义不容辞应该予以帮助，满口答应给他们介绍一些能说英语的中国大学生。对此意外的收获，两个美国兵甚为满意。
无巧不成书。此前不久，在昆明圣公会主教举行的一次社交活动中，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干事李储文也结识了两个风华正茂的美国兵贝尔和海曼，渴望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谈话中，听得出来，他们具有进步思想，很关心周围所发生的一切。而且，从他们口中还了解到，在美军军营里与他们同样心情的大有人在。促进国际青年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本来就是青年会的职责。李当即表示乐于相助，一定设法满足他们的愿望。
当时的云南省，是地方军阀龙云的天下，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一向存在着尖锐而微妙的矛盾。为了促进抗日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云南地方党组织，正积极贯彻执行着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包括上层的和国际的。由马、李两个渠道反映出来的这个特殊需要，很自然地受到高度的重视。一个以马、李为核心的开展国际友谊工作的无形小组形成了，前前后后参加这项活动的，除了马、李和我以外，还有英文较好的联大同学许乃迥、周锦荪、涂光炽、何功楷、吴明等十人，我是坚持始终者之一。美方先后参加者也将近十人，除了上述四人外还有杰克·爱德尔曼、耶尔·佛曼、尤金·莱西等。
从此以后，差不多每两个星期，我们相聚一次，人数不等。或在李储文主持的青年会学生服务处，或在大观楼公园的绿茵草地，甚至乘船在五百里滇池上荡漾。包饺子吃中国菜，或者开美国罐头野餐，大家有说有笑，无拘无束。每次，不可缺少的中心内容自然是高谈阔论，交流思想。我们介绍中国的时局，他们叙述美国的情况，彼此都觉得新鲜，相互都感到很受启发。越来越深入，大家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相见恨晚
这些美国青年都很热情、开朗、坦率，憧憬着一个公正、理想的社会，一个和平友好的世界。从谈吐中，听得出来，他们显然来自美国社会的基层，对于贫富不均和种族歧视极不满意。他们满腔热情地来到中国，是为了和中国人民一起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没有想到，在昆明看到：一面是衣不蔽体的乞丐，一面是穷奢极欲的达官贵人，有的甚至利用美援物资大发国难财。他们自然十分沮丧，总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当他们听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就迫不及待地想了解那边的情况。
对于我们这些勤学苦读而又忧国忧民的中国大学生，和这些美国青年频繁接触以后，无异于打开了对外间世界的一个窗口，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和思路。至今回想起来，在人生的旅程中，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给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很快，我们的“高谈阔论”演变成了“相互支援”。为了帮助这些年轻好学的美国人真正了解中国，我们为他们口头上或者书面翻译了一篇又一篇《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上的文章。他们不仅自己认真听，还以各种方式转回国去传播或者发表，无形中成了中美人民之间的一条信息通道。遇到特殊情况时，我们就采取大兵团连续作战的方式进行突击。记得，毛主席的重要报告《论联合政府》刚出来时，联大党支部也只有一本油印本。为了能尽快传播出去，我们邀集这些美国朋友来到学生服务处，为他们组织了“接力长跑”式的全书口头翻译。我们翻译了一整天，他们也就记录了一整天。大家虽然都筋疲力尽，但都为能及时地完成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而感到欣慰，因为从中看到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蓝图。
1944年10月，美国总统在蒋介石的坚持下，突然免去史迪威将军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和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调回国内。这事件的背后，实际上暴露的是美国政府与蒋介石已不能容忍史迪威对中国抗日军队一视同仁予以支援的方针，目标已经转向准备战后的中国内战了。当时，“史迪威事件”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报刊杂志都纷纷揭露其中内幕，特别是大量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黑暗。从美国朋友那里得到这些材料以后，我们马上组织力量，突击翻译编辑成书出版，名为《攻错集》。秘密发行后，引起强烈的反响。
由于昆明当时满街都是美军，每当联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必同时散发英文宣传品。这些英文传单，往往都是经过这些美国人润色过的。有时，开着吉普沿途为游行队伍照相的，也是他们。我们和这些美国士兵的友好合作，一直发展到他们把中国大学生请进美军军营去演讲，可谓登峰造极了。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贝尔和海曼开了一辆卡车把李储文和我以及另一位联大同学载往昆明东郊的第十四航空队军营。一间不是很大的会议室里，灯火辉煌，已经坐满了几十位美军官兵，期待着中国大学生的光临，因为这是有史以来头一回。我们一进门，立刻受到热烈的掌声欢迎。贝尔在开场白里特别谈到了我们之间不寻常的友谊，还宣布今晚将由我向大家介绍“中国的解放区”，又是一阵掌声。当我刚站起来准备讲话的时候，一个举着相机的美国军官走过来了。比我们有政治经验的李储文连忙上去阻止了他的拍摄，婉言谢绝地说：“请原谅，他很害羞，不喜欢人家给他照相。”事后，我才明白，这是避免引来政治祸害的高招。
这一晚的会虽然开得非常成功，但却仍然给我们的友谊活动带来了麻烦。不久以后，联大校园里就传开了，美军军营也已经同国民党派人来向学校当局追查：那天晚上去演讲的学生是谁？所幸的是，除个别人以外，我们这些人和美国兵来往时用的都是英文名字，无从查考，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可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却因此倒了霉，上了“黑名单”。他们在部队邮局工作的朋友悄悄地告诉他们：“命令已经下来，所有你们的信件从此要经三重检查！”但是，这并没有吓倒我们的这些美国朋友，相反，他们更加坚决地追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