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宋振庭其人其才
作者：刘仰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刘景录曾给宋振庭当过几年秘书。我是偶然间从一份简历中看到了刘景录教授的这段经历，随即萌发了采访他的念头。5月27日上午，我如约敲开刘景录教授的家门，他的书房外面，是一个用心布置过的阳台，一副藤桌椅而外，还有一台微型CD机。我就是在这个阳台上，伴着音乐和一杯清茶，享受着刘景录教授“娓娓讲来”的往事。
履历中的宋振庭
刘景录和宋振庭有直接工作关系，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事情，但刘景录的话题，一直追溯到更早的宋振庭的家世和经历。
宋振庭在中共高级干部中，以博学、多识、能写而受到瞩目，具有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但他的身世和“书香”本不搭界，他生在东北边陲延吉市一个底层的个体手工业工人家庭，父亲是没念过书的皮匠，却很有眼光，靠自学能识文断字读报，尽力让几个子女都接受良好的教育。九一八事变后，宋振庭的父亲因为抗联募捐鞋，险些被日寇杀害，后因老百姓请愿，得免一死，被驱逐出延吉。宋振庭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在北平六部口的北方中学读初中时，即投身革命，加入了进步学生组织民族抗日先锋队。七七事变后，他和大批热血青年一样，在抗日烽火中几经周折，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他先入抗大，后调马列主义学院，随艾思奇学哲学。上世纪80年代，刘景录随宋振庭重返延安时，还陪他特地到以前住过的那孔窑洞看了看。
到延安的第三年，宋振庭被华北联大（前身为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指名调到联大，18岁就当了联大教育科长。当时，他和张春桥都是华北联大的科长，曾同住一间屋子。如果照这样的轨迹发展下去，用宋振庭自己的话说，“也许我后来就成为有成就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了”。
但是，宋振庭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向往前线生活，再三请缨而获准，1943年初，22岁的宋振庭腰上别着一支盒子枪，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曲阳县参加抗战，还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过了三年李向阳式的游击生活”。他摸过炮楼，负过伤，大腿上留有碗口大的伤疤。一次遭日军追击，他突围时跳了崖，在一个山洞里困守若干天，华北联大以为他牺牲了，还张起横幅开过他的追悼会。也正是在这两年游击生活中，他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曲阳民政助理员宫敏章。
从任曲阳区大队政委时算起，三十年间，宋振庭当过市委书记、地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中央党校教育长，他的最后一个职务，听上去有点虚——中央党校顾问。
刘景录告诉我，单从这份履历上看，在党内，宋振庭学历（初中毕业）不高不低，资历（1937年入党）不深不浅，是典型的“三八式”干部，建国后在各级党政领导岗位上拾级而上，类似的人物不可胜数。但履历就宋振庭这个人而言，只是一种人生轨迹的表象，或者说，是人生轨迹之一。如果仅凭这份履历看他、估计他、评价他，宋振庭就不是宋振庭，至少不是一个完整的宋振庭了。
“凡是人类能知道的我都想知道”
这是马克思对小女儿说过的一句话，宋振庭一直把它奉作信条。当然，追求这样的境界，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是不言而喻的。
建国初期，吉林省省会设在吉林市。宋振庭白天坐办公室，晚上和周末的光阴都花在了书上，星期天从不出门。刘景录曾多次听宋振庭回忆那段拼命读书的日子。可以说他除了上班，就泡在书堆里，出差住院也书不离身。常常是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闹出不少不识人间烟火的笑话。宋振庭的一个侄子告诉刘景录，那时每逢周末从学校回家时，看到的情景是地上铺一张凉席，宋振庭在当间捧读，或躺或坐，环围四周的，是一堵堵书墙，这就是他业余时间的全部天地。工作中他也“创造”机会，忙里偷闲看书。他经常出席一些“陪绑”的会议，逢这种场合，笔记本下面总有一本书，他的阅读速度飞快，一次几个小时的会议下来，差不多能翻完一本小册子。所谓博览群书，用在宋振庭身上，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当然，“博览”之外，他也有偏好，比如《红楼梦》，他看过三四十遍。刘景录是这部作品的电视连续剧改编者之一，也不曾把《红楼梦》读这么多遍。
后来，省会搬到长春，那里有吉林大学、东北师大等几所著名学府和一些文化机构，宋振庭如饥似渴地获取知识又多了一条渠道。长春的名学者张松如（笔名公木，《解放军进行曲》词作者）、杨公骥、于省吾，以及成为右派后被宋振庭请过来做博物馆副馆长的张伯驹，都成了他三天两头求教的对象，并因此而彼此引为知己。1962年的一个晚上，宋振庭为《诗经·大雅》里的几个词向于省吾请教，进而双方一同切磋探讨，这个电话竟打了一个半小时。
宋振庭的知识结构是相当驳杂的，文史哲自不必说，其它如经济、诗词、戏剧、音乐、中医、书画、宗教、考古、围棋等等，都在他的涉猎视野之内。他的兴趣之广泛，也非同寻常，他晚年曾说过：“每天早晨打开收音机，没有一个节目是我不感兴趣的。土壤、肥料、沙漠、海洋，祖国各地，世界纪游，我哪一个都爱听。”“打猎、射击、骑马、射箭、划船，我都要学一下。”患癌症后，他还请骆玉笙来给他上过两堂单弦课。
1978年夏天，刘景录随宋振庭出差，路过济南时，顺便去大明湖看了一次瓷器展览。临入门时，宋振庭问刘景录：“你懂瓷器吗？”刘景录摇头答云：“不懂。”猜想宋振庭大概是想找个人作讲解。不料行至展柜前，宋振庭竟充当起讲解员的角色。从硬瓷讲到软瓷，从白瓷讲到青瓷、彩瓷，讲到宋代的官窑、汝窑、哥窑、定窑，一直从商代讲到清代。把刘景录和陪同的主人都说愣了，甚至馆内讲解员也闻声过来讨教。尽管刘景录对宋振庭的博雅早略知一二，但如此博雅，还是出乎想象的。
1981年夏天，刘景录随宋振庭在青岛疗养。一次，宋振庭的妻子买回一条鱼，他便从“糟白鱼”的做法说起，一直谈到东来顺、烤肉宛的历史，“满汉全席”，八大菜系……周围参与闲谈的三四个人由于对烹饪知识的缺乏，竟不能置一词。
上世纪80年代，刘景录将自己刚完成的一本书《韩愈评传》送给宋振庭，宋便由这本书谈到对韩愈的四点认识，再次大出刘景录所料。刘景录说，宋振庭对韩愈的几点看法，完全是触及骨肉的内行人的见识，很让人钦佩。
宋振庭“出口惊人”的事情，并非一两个孤例。刘景录还提到，“文革”前，宋振庭和傅抱石谈了一次画，傅事后对关山月说：“想不到东北还有这么一个人，地方官里还有这样懂艺术的人。”粉碎“四人帮”后，一次宋振庭和赵朴初同在北京医院住院，宋与赵谈佛学，过后赵朴初说，想不到老干部中还有对佛学如此深通的人。学者冯其庸也曾用同样的语气和刘景录提起，宋振庭有一次到冯家，看到墙上的一幅画，脱口而出：这是××笔法。还有一次，北方昆曲剧院请宋振庭去看《牡丹亭》的彩排，他竟能整段整段背杜丽娘的唱词，令在场的行家大为惊诧。
刘景录说，宋振庭不仅兴趣广泛，记忆力惊人，他还是一个资质相当聪敏，悟性和破析能力都相当“厉害”的人。在中央党校当教育长时，常听各教研室汇报，对于不同专业的理论问题，他都能即时进行破析。刘景录对此有切实的体会，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宋振庭脑子里好像有一台粉碎机，进去的东西经过它的分解和破析，出来时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而宋振庭自己则说，“我不是思想家，但是一个独立思考者。可以夸张一点说，我不是用双脚站在地球上的，而是用自己的脑子站立于世界”。
结交三教九流
与宋振庭阅历相仿、担负过各级领导职位的共产党人，都有许多“老战友”，宋振庭也不例外。例外的是，宋振庭还有许多各行各业的朋友，除前面提到的因切磋学术而成为知交的几位著名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朋友圈里，还有“唱戏的、说书的、士绅、狱卒、和尚、尼姑、老道、官僚、买办、商行、东来顺掌柜的”，而且他和他们，并非泛泛之交。他也因此时时顶着压力，付出过相当大的代价，甚至有过被开除党籍的危险，吉林省委常委曾就此专门开过他的批评会。“文革”中，他更是因此罹罪，首当其冲，惨遭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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