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萧军与毛泽东
作者：张毓茂
我和萧军先生是忘年交。在上一世纪50年代初期有幸拜识先生。那时他正身处逆境，对我这个敢于同他交往的东北小老乡，十分亲切，无话不谈。谈的最多的是关于鲁迅和毛泽东。
萧军说起毛泽东，总是充满尊敬和爱戴的感情。他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伟大人物，文治武功，都是前人所无法比拟的。在延安时期，萧军与毛泽东有过一段亲密的交往，书来信往，毛泽东经常邀请萧军“惠临一叙”，称赞萧军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萧军是非常讲义气重感情的人，对于领袖给予的关怀和友情，铭刻在心，终生不忘，即使在被严厉批评、遭受不公正处分的二十年里，也始终没有动摇对毛泽东亲切的感情。
萧军先生说，他第一次到延安是1938年3月中旬，那时萧军因反对阎锡山倒行逆施，愤而辞去“民族革命大学”的教职，想到五台山去参加抗日游击队，直接投身前线的战斗，为此途经延安。毛泽东听说萧军到了延安，就派秘书邀请萧军见面。萧军却以不便打扰为由辞谢了。想不到第二天毛泽东却亲自登门拜访，并在招待所宴请了萧军。这下子把萧军深深地感动了。萧军晚年回想这一往事，还感到愧疚。他说：“毛主席当时真是礼贤下士，平易可亲，气度非凡。和毛主席相比，伟大的是毛主席，自己年轻气傲，就太渺小了。”在延安逗留期间，萧军曾应邀参加了不少活动，又曾见到毛泽东。如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的会场上，毛泽东看见萧军时就把他介绍给在场的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同志，拉着萧军一起在操场上会餐。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轮流地共喝一个大碗里的酒，开怀畅饮，高谈阔论，放声大笑。那种“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壮观的场面，非常投合萧军的脾气，使他激动万分。直到晚年回想起来，仍然神采飞扬，心向往之。
萧军第二次去延安，是在1940年6月，从此生活和工作在延安，直到抗战胜利。萧军刚到延安，感到这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光明，到处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便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的理事，以后又被推为七个主席之一，还担任了《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鲁迅研究丛刊》的主编等等。在从事大量的文化社会工作的同时，萧军仍继续撰写他的长篇巨制《第三代》，还不时在《文艺月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杂文和评论。萧军到延安的初期，工作辛勤积极，心情是十分振奋的。
然而，萧军生性豪放不羁，坦率直言，却不注意方式。这就使他在人际关系上很快出现了矛盾。比如，他在《文艺月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何其芳的诗《革命，向旧世界进军》和周立波的小说《牛》。说何其芳那首诗“我感觉不到情绪、形象、音节、意境……只是一条棍子似的僵化了的硬棒棒的东西。”萧军甚至说“这不是诗，何其芳不适宜写诗。”如此尖刻的批评，自然引起何其芳等人的反感。当时刘雪苇曾出来为何其芳辩护，萧军又在报上同刘雪苇展开激烈的争论。再加上革命文艺队伍从上海左联时期就开始出现的宗派主义倾向，在延安也仍然存在，就更使萧军感到苦恼、烦躁。这时，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烦躁的萧军看了这篇文章就更烦躁了。周扬这篇文章在论及延安当时文艺界情况时，指责了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周扬的指责激怒了萧军。他便与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开了一个座谈会。由萧军执笔，把大家意见归纳为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这篇文章针锋相对地说：人要吃肉，是生理需要，和吃饭、睡觉、结婚一样都是正常的。只有三种人不想吃肉：一是发下了宏愿决心不吃肉……二是生理上有不吃肉的毛病，三是像周扬同志那样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此外，还讲到凡是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文章也寄给《解放日报》，却被退回来，艾青、罗烽等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争强好胜的萧军却认为不公平，太不民主。在萧军看来，既然周扬可以写文章批评别人，为什么反批评的文章得不到发表呢？他对这种“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十分反感。这期间，萧军还碰到一些其他不愉快的事，懊恼之余，便想索性离开延安回重庆去，以便直接和反动派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省得在这里生闲气。
1941年7月下旬，萧军到毛泽东那里去辞行。毛泽东感到十分意外，便诚恳地询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延安？希望开诚布公地提出来。毛泽东的热诚感动了萧军，他便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也指出了所见到的延安的一些不良现象。当然也谈到了同周扬的有关争论和《解放日报》的不公平做法。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取了萧军的倾诉，虚心地接受了其中合理的部分，同时对有些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对萧军的偏颇和局限，也没有一味迁就，做了平等的朋友式的批评和劝导。萧军是一个豪爽的硬汉。毛泽东的理论素养和人格魅力，使萧军感佩和倾倒。至于他和周扬的争论，毛泽东并没有表示什么倾向性意见，只是给萧军出了个主意：
“《解放日报》不发表你们的文章，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不是有个《文艺月报》吗？可以在那上面发嘛！你看怎样？”
萧军心情舒畅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接着又问毛泽东：“在文艺方面，党有些什么政策呢？”
“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只忙着打仗、种小米，暂时还顾不上呢！”毛泽东诚恳地请萧军提建议，萧军便把自己近来考虑的想法和盘托出：
“党应当制订有关文艺的政策，使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统一思想和行动，加强团结，更有力地引导革命文艺工作健康发展。”作为具有高深文化素养的革命领袖，毛泽东早已在构思和设计文化战线上的战略部署，为了鼓励和安抚萧军，并把他纳入革命文艺发展轨道中来，毛泽东便因势利导地支持萧军的建议，说：
“这个建议很好，你别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作为将来制定文艺政策时的参考，你看怎样？”萧军当时即爽快地表示：一言为定，不走了。
萧军回家以后，立即把手里现有的一些材料陆续寄给了毛泽东，并于7月8日给毛泽东写信，向他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同时要求再次见面谈谈。萧军等了将近一星期，未见毛泽东回信，他便不耐烦了，又萌生去意。7月15日萧军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泽东同志：
本月八日曾有一函奉达，想已收到。惟迄今不见回示。我推测原因或许不外以下三种：1.信未收到。2.近来工作忙。3或是我的要求“不可能”或有“越级”等嫌疑。如属第一、第二两项，我还愿再等一星期，如属第三项，我也就决定不再干求了。我所以要和您作一次谈话的原因，除开施政纲领之中引起我一点不能决定的疑惑外，附带还有把一年来在边区的观感，尽情说出，虽言一得之愚，对于党的本身，或有小用。因为我到边区一年有余，近来很想到大后方行走行走，此会晤算作“告别礼”也可。余无他求。敬祝近好。附上第一信收条。
萧军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
8月2日，萧军接到了毛泽东的复信：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而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该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