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怀念父亲李宇超
作者：李晓光
2006年4月14日是父亲李宇超百岁诞辰。
父亲18岁投身革命，1968年1月11日“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终年62岁。
一
父亲李宇超，山东诸城人，地主家庭出身，在诸城高等小学毕业后，1921年入济南正谊中学，受五四运动影响，1923年起接触进步书刊，开始革命活动，被推选为正谊中学学生会长。
1924年夏，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济南地委负责人王尽美领导下，于佩文介绍我父亲参加国民党，并由王尽美介绍秘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济南团地委第一支部（正谊中学支部）书记，参加帮助国民党发展山东组织的工作，并任国民党正谊中学的一个区分部书记。团三大社青团改称共青团后，他任团地委候补委员。在反帝、反军阀斗争中，坚决贯彻共产党的主张，团结发展进步力量。年底，他参加了济南“非基督教运动周”活动，担任济南非基督教大同盟委员会委员。
这时期王尽美和1925年初来山东任中央特派员的尹宽对我父亲的思想帮助最大。
1925年初父亲在正谊中学毕业，他在共产党安排下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委员，接受该委员会主席恽代英领导。五卅运动中，他是反英、反日游行的积极分子，曾与英国巡捕搏斗劫救被捕同志并遭逮捕。被释放后，他受组织委派，同康生、孟超、于达赴山东宣传和组织声援五卅运动。
二
1925年10月，父亲参加中共中央第一次军事训练班学习，由贺昌介绍转为中共党员。结业后，根据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人王一飞、颜昌颐的指示，任中共山东军事特派员做兵运工作。1926年夏，调回上海任浦东军事工作员兼商务印书馆工会工作。
父亲1926年与母亲在上海结婚，母亲牛淑琴（后改名刘叔琴）是山东桓台人，1905年10月出生，1924年入党，1925年任济南女师第一个党支部书记，1926年因声援北京“3·18”惨案被学校开除，转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
1927年2月，父亲调江浙区党委参加组建沪中部委（书记康生）任部委委员、宣传部长。他和母亲都参加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4·12”后，父母亲更坚定了革命意志，放弃了去苏联学习的机会，留在国内继续斗争。1927年冬，他们一起调到中央秘书厅文书科工作，同战友们为党中央印制秘密文件、宣传材料和党内刊物。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政治局委员彭湃同他们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1929年春，父亲调到中央训练班学习。6月，母亲担任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掩护工作。会后，他们一起调全国总工会党团，父亲任宣传部文书，母亲在秘书处工作。这年冬，父亲调中央军委训练班任书记，母亲调训练班掩护机关。刘伯承、李硕勋都曾来讲课。11月间，在周恩来领导下，父亲参加了处决叛徒白鑫的行动。
1930年夏，李立三主持成立了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父亲奉派参加总行委机关工作。某日，顾顺章把一个说有特务嫌疑的人带到训练班，父亲批评这是对训练班的安全不负责任，因此被认为思想右倾，对组织不满，随即调离工作，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三中全会以后平反，同母亲一起调到中央特科工作。
在中央特科，父亲曾在负责情报的二科和负责行动的三科工作。郝在今著《中国秘密战》一书说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陈养山、欧阳新、刘鼎和李宇超都是“中共的情报奇才”。父亲参加过在周恩来领导下采取果断措施保卫党中央机关安全的行动；曾接收处理许多重要情报，看过何孟雄被捕就义前宁死不屈驳斥敌人的“供词”记录；1931年4月，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打入国民党的钱壮飞立即逃离南京向中央报告，父母亲担任了掩护钱壮飞在上海安全的任务。
三
1931年6月，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机关采取应变措施，父母亲调中央组织部招待处做联络工作，两个月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不久，父母亲调内部交通工作，父亲任内交主任。1932年9月至1933年3月，父亲任中央宣传部秘书，与母亲一起掩护中央宣传部机关。宣传部负责人张闻天、杨尚昆等常来这里。
1933年，临时中央迁往中央根据地后，在上海成立了由李竹声为书记的上海中央局，代表中央领导白区工作并负责与共产国际的联系。1934年6月，上海中央局遭敌破坏，李竹声叛变，盛忠亮接任书记。10月盛忠亮被捕叛变，黄文杰接任书记，父亲任秘书长。这时上海地下党的处境已非常艰难，党的机关不断转移。在此前后，父亲受命布置从左联调来的廖沫沙建立上海中央局同江苏省委间的警报站。但数月后目标暴露，廖沫沙等人被捕。
1934年底，陕南特委军委负责人汪锋去上海治伤，父亲根据中央局决定向汪锋传达任务：一、恢复与杨虎城所属陕西省警卫团张汉民（共产党员）部党组织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系，上海中央局决定该部要待有更大作用时起义；二、恢复红25军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系；三、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意见转告红25军，肃反时对地主、富农不要消灭肉体，对富农不要扫地出门，要给生活出路；四、还要找一下红26军。汪锋于1935年3月间回到西安，张汉民部后被红25军误会打散，张汉民被杀。汪锋为营救张汉民被扣，后平反。
盛忠亮被捕叛变后，上海中央局遭受了第三次严重破坏。父亲接到敌人要动手的消息后，数次递送紧急警报，此次中央局多处机关被破坏，中央局书记黄文杰等被捕，父亲是少数脱险者之一。
四
1935年5月初，党组织决定父亲同刘秉琳经西安去川陕苏区，因西安接头处发生问题，父亲返回上海后失掉组织关系，从此开始了寻找党的艰难岁月。
9月，父亲想通过文艺界同党联系，先找不相识的《涛声》编者曹聚仁转交一封信给鲁迅先生，信中暗示想找党的同志，若能帮助，请寄一本月刊，否则寄一本半月刊。10天后，他收到一本《论语》半月刊，封袋字是鲁迅亲笔。为了找党，父母亲宁过艰难生活，不谋任何职业。一年过去了，父亲痛感远离斗争，“这不是生活”。于是再次请周建人转信给鲁迅。发信后9天，即有上海党派人与他联系。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党组织曾派人与父亲取得联系说要他到苏区，不久又说不再找他联系了，于是组织关系又告中断。
1937年8月，父亲通过《救国日报》与潘汉年取得联系，潘要他参加与党有关系的第三别动队（全称军委会江浙皖行动委员会别动纵队第三大队），由负责人朱学范安排帮助整理情报，并送一份给潘汉年。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又向潘汉年表示要去延安找中央解决问题，潘写了给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的介绍信，于是他只身奔赴延安。
五
1937年10月中旬，父亲到达西安，请八路军办事处熊天荆转交潘汉年给李富春的信，并给洛甫（张闻天）发了电报，洛甫复电同意他去延安，但数日后又通知在西安解决问题后再去。这期间他被国民党宪兵以“汉奸嫌疑”罪名逮捕，经八路军办事处证明被释。以后经一再争取终于在11月上旬到达延安。但过了不久，他被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软禁，要他写“交代材料”，从此开始了一年的监禁生活。直到1938年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结束时才宣布解除监禁，释放后一面工作，一面继续审查。直到1942年2月7日，中央作了结论（组织部长陈云签署），证明他与上海党的破坏无关，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问题，失掉组织关系期间，仍坚持为党工作，决定团龄、党龄合并按党龄计算，恢复1924年以来的党籍。在长达五年的被监禁、审查中，他虽受了委屈，但从无怨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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