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寻访数学家陈景润
作者：顾迈南
我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由素昧平生到不由自主地为他奔走呼吁，以至为他写了十数万字的内参，实在是因为我从内心里反对那场动乱，同情“文革”中科学家们的遭遇所致。
说起来，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春日。一天，我在中国科学院参加一次报告会，听当时科学院的负责人武衡在报告中说：“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他没敢讲名字)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听到这里，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因为“文革”迫使许多科学家都中断了研究工作，现在听说有人竟然做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因此便立即询问坐在身旁的科学院的一位局长：“武衡指的这位年轻的数学工作者是谁？”
“咳，他叫陈景润，快死啦！他是个怪人！”
我听了心想，既然做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又快死了，此人一定非同寻常。于是，我决定访问这位怪人。
第二天，我便来到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所，说明来意后，接待我的那位“革委会”负责人，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注视着我，慢吞吞地说道：“噢，你找陈景润啊，你找他干什么？”
“我想找他聊聊，听武衡说，他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
那人眯缝着眼睛，沉吟片刻，说：“这个人（指陈景润）生命力很强，中关村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说他快死啦，而他至今还活着……”那位造反派苦笑了一下，又说：“反正他也不能去工厂、农村搞成果推广，他搞的那项基础研究也没啥用处，我们都懒得理睬他，这不，他来了！”
陈景润就这样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打量着这位采访对象，不禁惊呆了。当时，正是暮春时节，而他还是“全副武装”——穿一身厚厚的棉裤棉袄，戴着蓝棉布的鸭舌帽。在场的人们大概看出了我的惊讶，解释说因为陈景润患结核病，长年发低烧，因而着装厚。
“陈景润，这位是新华社记者，你要老实谈问题！”大概习惯了被人斥责，陈景润听了造反派头头的训斥，并不介意。他那浓浓的黑眉毛下一双大眼睛依然充满了笑意，不停地边冲着我点头“谢谢，谢谢……”
在此后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找陈景润本人和数学所业务处的负责人乔立风等人，作了几次访谈，过后，写了两篇内参，一篇题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另一篇题目是《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
两篇稿件大概的内容是：1942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给大数学家欧拉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了两个猜想，一个猜想是：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第二个猜想是：任何一个大于5的奇数，都是3个素数之和。欧拉给哥德巴赫回信说，他相信这两个猜想是对的，但是他说他不能证明。
稿中说：“18、19世纪的数学家都试探过，都没有能够作出证明，以致到了1900年，德国数学家布尔伯特在第二届国际数学会的著名演说中，把它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未能解决的数学问题之一，留给了20世纪的数学家们解决。要证明这个猜想是那样艰难，以至于德国数学家朗道1921年在剑桥大学召开的国际数学会上，无奈地说：‘用现今的数学方法，要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力所不及的。’”
内参稿中还写道：“自从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提出那个著名的猜想以来，在2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前150年研究它的工作进展始终不大，直到后来才陆续有些成果……
陈景润兴奋地注视着国内外数学家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在数学所他对人说：‘我不想和中国人比高低，我要和外国人比高低！’1965年冬季的一天，陈景润交给王元(华罗庚的学生、当时数论组负责人)一篇论文，题目是《表大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共有50多页，经过认真研究，王元宣布：论文的论证是正确的。同时也提出证明还要进一步简化。因‘文革’开始，在1966年5月的《科学通报》上，仅发表了1页纸的简报，从简报发表到全文发表的6年中，国外数学家都知道陈景润宣布的研究结果，但谁也不相信是真的。1972年《中国科学》复刊后，陈景润在该刊发表了一篇关于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题目是：《表大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共有20多页。他把原来的证明作了大量的简化与改进。王元等人看了论文，惊喜地发现：从1960年到1972年，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做出了超越前人的独创性成果，既超过了国内的水平，也超过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
在《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的内参中，我写了陈景润原系厦门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1956年，他寄给华罗庚一篇题为《塔内问题》的论文，对华罗庚《堆垒素数论》中的5个定理进行了修改，华罗庚看后，说：“他(指陈景润)真有想法！”随即把陈景润调到数学所。
内参还反映说，陈景润患有严重的结核病，体力不支时，就买些便宜的人参泡水喝，3年困难时期，他把自己节省的数十斤粮票捐给了灾区……我还引用数学所科学家们的话说：“陈景润从事的这项基础数学研究工作，虽然一时还不能用在工农业生产上，但在国际上却是有影响的，因此，希望有关部门能关心关心他，给他治治病，让他把哥德巴赫猜想继续研究下去……”
两篇内参稿件，及后来我采写的十几万字的关于陈景润的内参，都受到编辑部的热情支持，内参组的张书忱等，看后都迅速编排成动态清样送给了党中央的各位领导。内参送上去以后，很快我便接到当时的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的通知，一天深夜要我陪有关领导（其中有迟群、武衡等人）去中关村看望陈景润。
1973年4月25日凌晨3时左右，我们乘坐几辆小汽车来到中关村数学所的宿舍，这天，陈景润和往常一样还没有睡觉。他把门打开以后，映入眼帘的景象令人震惊：这是一间大约只有6平方米的小屋，靠墙放着一张单人床，床前放着一张三屉桌，桌上床上到处堆着书籍、资料，窗台上，地上，放着破饭碗，药瓶子。碗里还有干了的酱油。一人说，为了节省，陈景润平时不吃菜，用酱油泡水喝……天都快亮了，床上的铺盖还没有摊开呢！
门打开以后，陈景润呆呆地站在床和桌子的夹缝里，惊恐不安地望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我……”
武衡是位刚获得“解放”的“走资派”，他大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那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里，竟然还有这样奋不顾身地钻研学问的人。半晌，他说：“陈景润同志，跟我们走吧！”
陈景润就这样踉踉跄跄地跟人们走了。在这之前，武衡对我说，“毛主席、周总理，还有江青等人都看了内参，批给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要他关心一下陈景润，并按内参提出的要求，给陈景润治病……”原来，武衡等人是奉命来带陈景润治病的。这天深夜，他们把陈景润带到清华大学的一个会客室里，坐下来以后，对他传达了毛主席对他的批示。陈景润听了，喃喃地说：“谢谢，谢谢……”“谢谢毛主席的关怀，我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在场的内科专家张孝骞等人，给陈景润作了检查，说：“你需要做系统的持续的治疗，需要休息，增加营养，只要你肯住医院，你的病是可以治好的。”
几天以后，陈景润便被送进了解放军309医院。
住医院是陈景润很不情愿的，这中间还有个故事。
送陈景润进医院的那天傍晚，我随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和中科院的负责人再次来到数学所的宿舍，见我们来了，陈景润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他迟迟不肯动身，并明确表示不想住医院。研究所的负责人问他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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