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李立三夫人李莎回首往事
作者：孙维熙
李莎教授是俄罗斯人，出生于1914年3月20日。她是中国第一代革命老前辈李立三同志的遗孀。
李莎教授于50年代初在北京俄专教授俄语时，我曾经旁听过她老人家的讲课。1951年我曾陪同从事鲁迅研究的苏联汉学家柳芭·波兹德涅耶娃同李莎一家在青岛休养所共度过月余。所以，李莎教授是我俄语学习方面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和老前辈。2005年秋，我在瞿独伊（瞿秋白、杨之华同志的女儿）老大姐的陪同下前往探望李莎教授。见面后，大家相互拥抱，高兴异常。现今，92岁的李莎教授仍然精神焕发，思路敏捷，谈吐清晰，2006年夏在北戴河休养时老人还经常下海游泳。她跟我的多次谈话中，像讲故事一样的谈了她这一生中的愉悦、幸福、艰难和坎坷。笔者不揣浅陋，笔录了李莎教授的谈话。
一
1931年，正当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年代，李莎积极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报名到远东去参加建设，到了与中国毗连的伯力。李莎被分配在远东出版社任技术编辑。因工作出色，很快就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由于李莎出身于贵族，团组织给予她两年的候补期，以进行“考验”。在远东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中有不少中国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在那里她结识了几位中国朋友。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有刘长胜（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杨松（原名吴绍宣，党校教员，1938年回到延安后病逝。）、吴玉章（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李莎对这些中国革命者十分敬佩，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3年，李莎从远东回到了莫斯科。深秋的一天，她到刚从远东返回莫斯科的杨松夫妇家做客，巧遇李立三在场。杨松介绍说，“他是我的朋友李明（李立三的化名），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李莎说，在她面前端坐着的这一位满头黑发、一双明亮且富有智慧的眼睛，看上去也不过二十多岁的中国青年吸引了她。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天的偶遇使她与李立三，同时也使她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李莎并不知道李明就是中国大名鼎鼎的李立三。俩人的交往日益友好，日益密切。一年之后的深秋，李立三奉命到阿拉木图建立秘密交通站，目的是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国苏区的联系。李莎并不知道此事的底细。她心想，李明肯定是秘密回国。他们分别之后，李莎十分挂念，从此再也没有联系。
李立三离开莫斯科后，在一次从远东回来的友人的聚会上，一位中国朋友向她打听李立三的情况。李莎表示不认识李立三这个人，但是，她突然想到在远东工作时曾看到过一本正在印刷的书——《与李立三主义斗争》。李莎问这位朋友“李立三主义”是什么意思，对方回答说，李立三在中国党内是有名的领导人之一，是一位大政治家，犯了大错误，受到批判。李莎心想，李立三肯定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于是她反问这个朋友，“你为什么向我打听李立三？”这位朋友告诉她，“听说你同李明很要好，李明就是李立三。” 李莎惊呆了。她内心暗暗思忖，现在的李立三在哪里？恐怕再也见不到李立三了。她盼望着同李立三能再次重逢。直到1935年的盛夏，她正在准备大学考试，突然有电话找她，她终于听到了朝思暮想的李明的声音。
分别近一年的重逢，两人有说不完的话，自然是高兴异常。就在这次莫斯科河边的会面，李明就是李立三的事实得到了肯定。李立三十分坦率地谈了他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以及他在国内和国外的婚姻、家庭、子女的情况。李立三特别表示了他的生命是属于党的，总有一天他将服从党的调遣回国参加地下工作，到那时俩人总得分手，也可能是长期的永久的分手。通过相互间的接触和交谈，李莎对李立三的了解更加深刻了，她对李立三更加倾心，更加信任。
李莎幼年丧父，20年代初，正值苏维埃国家经济困难，灾荒伴随着饥饿之际，为求生存，李莎的母亲只好把唯一的儿子送到富农家当牧童，带着六岁的女儿到莫斯科去谋生计。艰苦的童年生活，使李莎磨练得更加坚强。她14岁就读于半工半读的印刷技术学校；17岁就奔赴远东自谋生路；20多岁考进大学靠250个卢布的助学金养活全家。李立三对这样一位聪明活泼，吃苦耐劳，坚强而豁达、比她年轻十四五岁的俄罗斯姑娘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深深的疼爱之情。他们决定结为终生伴侣。按照党的规定，结婚前必须通过党组织的批准，于是李立三带着李莎到共产国际的招待所去见中共代表团领导人王明。李莎发现王明的态度十分冷淡，李立三对王明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最终，王明对他们的结合总算未予否定。
李莎的亲友都对这桩婚姻担忧，提出了种种劝告，李莎毫不动摇。
1936年2月，22岁的李莎与36岁的李立三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居住的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结婚了。由于房间太小，婚礼就在隔壁康生住的30多平方米的房间举行。当时康生外出不在家。据李莎回忆，参加婚礼的有：陈云、杨之华携小女独伊、欧阳钦、曹轶欧（康生的妻子）等十多位在莫斯科的中国人。新婚宴席是大家动手做的中国菜。李莎说，“简朴的婚礼伴着大家的欢声笑语和由衷的祝福，把我和李立三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开始了我们志同道合，风雨同舟的人生之路”。
二
李莎教授回忆说，“从1936年同立三结婚到1946年回国，在这十年当中，我同立三共同只度过了大约两年的平安生活，其余八年，都是在艰难困苦，惊恐忧患的灾难中度过的。”
1936年，斯大林掀起了一场“镇压反革命”和“肃清托洛茨基分子”的运动，当年苏联负责镇反的是克格勃的头头、杀人不眨眼的叶若夫。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和康生也模仿苏联“镇反肃托”的做法。他们在会上宣布，“要把我们党内的奸细、叛徒、汉奸、坏人来一次彻底清理。”据李莎回忆，康生和王明在这次运动中给不少中国革命者，扣上“叛徒”、“特务”、“托派”帽子送交苏联的保安机关，这些同志大部分被流放或被处死。
据李思慎同志（60年代曾任李立三同志的秘书）撰写的《李立三红色传奇》记载，王明对李立三从30年代初就积下怨仇。当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希望在中国担任重要职务，当时，正是李立三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他同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康生商量后，决定让王明到上海南洋烟厂担任支部书记工作。王明对此事耿耿于怀。1930年1月12日王明在上海出席工联召开的一次会议时被捕。当年被捕的20多人被引渡到国民党的上海警察局。由于王明身着工人装，监狱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一个印度人巡捕对他说，“只要你想办法搞点钱来，买通关系就可以出去。”于是王明就给他的挚友潘文郁（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曾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写了一短函，让这个巡捕送到中央秘密机关。这种做法严重失密，致使一些机关被迫转移。1930年2月18日在党组织积极营救下，王明得以出狱。由于王明违犯党纪，中央决定给以党内警告处分，应当讲是很轻的了，他却怀恨在心。1937年的一天，李立三在公共车上丢失了提包，两天后从车站找了回来，并没有造成什么失密事件。王明和康生毫无根据地给李立三加以“泄露共产国际的重大机密”、“欺骗党组织”的罪名。是年秋，他们把诬陷李立三的材料送交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从此苏联内务部就对李立三秘密监视。李立三多次要求回国，王明和康生以“对错误认识不深刻”为由不予批准。之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经过调查，认为对李立三“严重违反保密制度”的证据不足，需要重新调查再做结论。就在此时，李立三所负责的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在出版共产国际七大文献时，排字工人在“七次大会”中将“大”字误排为“犬”字。李立三经过调查，是排字工人错把“犬”字补入“大”字铅字格中，是偶然弄错。王明和康生把此事提高到“阶级斗争”新动向、“反革命事件”的高度，立案追查李立三的责任。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在即将回国的前夕，密谋策划，由康生亲自密告苏联保安机关：“李立三是托派，他是一个危险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