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三代人的宿命
作者：王宏任
在我的收藏物中保存着三件珍品：一个往来收支簿、一张证明书和一个带罩的煤油灯。这三件物品是我们家族历史的见证，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的一个缩影。
爷爷的收支簿
这是一个128开的粉红色布面硬皮的小册子，上面有银色的“工作与学习”字样，下面用工整的小楷写着爷爷的名字：王振伯。扉页上是“社员王振伯往来凭证”，上面盖着“香河县孙家止务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圆形印章，下署日期 “1954年3月12日”。这个至今已经五十多年的小本子被我家三代人保存的完好无缺，蓝黑墨水写的每笔账目都非常清晰，这是我们村合作化时入社的账目凭证。
爷爷是个热心公共事业的农村社会活动家，在周围几十个村子里都是个办事的能人，人称 “半官府”。解放前夕，爷爷曾救过一个被伪军追赶的人，这个人正是解放后的香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张子明。新政权建立后，张书记第二天就带人拜访爷爷，爷爷当时成了个红透天的人物。那时新政权的村长、村支部书记和他们的下属天天在我家办公。爷爷有极强的协调能力和组织能力，给新政权出了不少好主意。土地改革中，我家定为中农成分。那时的爷爷坚决听共产党的话，党说啥就是啥。
1954年村里成立合作社时，爷爷作为铁杆儿革命派把所有家产都入到社里。这个小本的第一笔账是：驴一头，折价200万元（合现在人民币200元，下同），车一辆，折价120万元……连大型农具如水车、犁、耙等，我家入社物资总折价是450万元，在全乡是最多的。他受到县委书记张子明的表扬，说他推动了合作化运动的进展。
入社后，爷爷当了半年副社长，后来强调要贫下中农掌权，爷爷自动退下来（他不退也会让他退的），成了普通社员。他那时经常生病，奶奶也有病，想从社里支点钱看病，总是回答没钱。那时我们全家八口人，只有妈妈一个青壮劳力，爸爸在外工作每月工资三十多元，四个孩子，三个老人，困难可想而知。很快，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入社物资打破村与村的界限，我家入的那头大草驴分到别的村去了，爷爷哭着去找高级社长要他那头驴，新社长根本不听爷爷的话，反而质问爷爷什么成分，是否有变天思想。爷爷长叹一声，悔之晚矣，他成了落后社员。
随着公社化的“一平二调”，各户入社的资产都“平调”了，爷爷的车没有了，水车早坏了，他说那水车要自家用能用20年；没入社前，全村有40部水车，入社后到1958年，全县的水车全都毁坏，机械化程度严重倒退。爷爷一生的劳动成果都贡献给合作化了，他自己成了不受欢迎的穷光蛋。当时我家三个人劳动养不活七口人，每年欠社里的钱，欠钱就从入社物资里扣，扣到1958年不许再扣了，因为爸爸有工资，得交现钱了，于是爸爸的工资就成了全家的活命钱。
1959年冬天，全家挨饿，爷爷拿着小本子找公社干部要钱，被训了一顿，说他配合“帝、修、反”向人民公社进攻。爷爷一病不起，到1960年春天，他和两个奶奶饥饿而死，死时还攥着那个小本子。爷爷死后还被划为地主，张子明也被打成“叛徒”，他们都遭到了恶毒的批判。如今这本子上还欠我爷爷389块5角6分钱，但是没人再提这笔钱，也没人对爷爷这些真心拥护共产党而受到挫折、委屈的人道一声歉。
爸爸的证明书
爸爸前年去世，临终时还念叨着他的《证明书》。
《证明书》上写着：“王春林同志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农业第一线，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特此证明。1962年7月15日”。下面有参加工作时间：1946年7月。原任职务：教师（其实父亲是小学校长）。备注：生产补助费和其他费用已发给本人。骑马缝中有半个“香河县人民委员会”的带着国徽的印章。爸爸17年工龄只领回来不足七百元的补助费。
爸爸是高中毕业即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他在历次运动中“一心听从党召唤”。1962年的下放运动，是国家为了调整国民经济而做的不得已的退步，把大跃进前后过热发展的经济冷却一下，其下放重点应是解放后扩招的工人干部。可是工作难做，谁都不愿下放，于是他们就做爸爸这批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干部的工作。领导让爸爸当带头人，说让他先写申请带动大家，最后可以考虑爸爸的情况，不作下放处理。于是爸爸就真的写了申请，还真心劝他的几个朋友写申请，结果是他们都被下放了。爸爸体弱多病，本是不能下放的。但这时领导的谈话口气变了：你已经写了申请，是你自己的笔迹，你还能欺骗党和人民吗？不过他们应许：过两三年经济一好转，立即把爸爸招回来重新工作。于是爸爸就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了。可悲的是爸爸身单体弱，不能干重活。所以，他从来没有挣过满分。
爸爸希望国家形势好转，他在劳动之余还给村里办板报，给农民读报讲时势。有人劝他别再这样“积极”，爸爸还反过来作对方的思想工作，苦口婆心地劝对方端正认识，正确对待党。
不久“四清运动”开始，工作队把爸爸当积极分子，让他带头学文件，带头批判“四不清干部”。爸爸当积极分子当得赤诚无比，他带头按文件要求给一个“四不清干部”上纲上线（这个干部确实鱼肉乡里，在三年困难时期大发“饥饿财”）。但没有几天，“四不清干部”“解放下楼”，他纠集几个被爸爸批判过的“四不清干部”，合伙陷害我家，异口同声地说给我家扛过长工，说我爷爷是漏划地主（其实土改时我家只有七亩半地，是土改的分地户），并逼着爸爸承认，承认可以不戴“地主分子”帽子，不承认就是“反动地主分子”。过于相信党的爸爸只好委屈地承认了，于是我们全家被逐出革命阵营，成了改造对象。
“文革”中爸爸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据说是爸爸上高中时，当地国民党部把所有高中学生都写在国民党员的名单中，这叫“集体入党”，入党者大多不知道。不知道也不行，入了名单就是反动国民党分子。爸爸老实忠厚，没有被游街，可是挨了几次斗争，他站在台上挨斗时，许多人在下面叹气。划成地主的我家终于被扫地出门，全家六口人被从我家三间正房、三间厢房的小院赶到两间霉烂潮湿、摇摇欲坠的长工屋中，过起了被专政的“地主”生活。爸爸此时开始后悔不及了：假如自己不听那个领导的话，不写申请，不会下放农村；假如自己不听工作队的话，不当积极分子，不批判“四不清干部”，能有这个下场吗？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积极听党的话”惹的祸。爸爸很长时间陷于忏悔之中，深感自己给家里带来灾难，给爷爷带来恶名，有时甚至想自杀。多亏那张“证明书”给他些许的希望，他隐忍地活下来了。
改革开放后，我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我向县长反映了我父亲的情况，县长指示让有关部门解决，那个部门领导找我父亲谈话，问我父亲是否犯过错误，父亲说没有；问是否和当时领导有矛盾，属于被打击报复？善良的父亲也说没有。领导无奈地说：“那您的问题现在暂时无法解决，因为对于自愿申请下放农村的干部我们没有招回的政策。”爸爸说：“不是说经济一好转就让我们回去吗？”领导说：“现在北京、天津的下放人员有了极少数的补助费，咱们河北还没有，我想会有吧。您耐心等待吧！”于是爸爸真的耐心等待，但直到去世也没等来结果，爸爸死不瞑目！
妈妈的煤油灯
我保存的那盏煤油灯是五十多年前几乎家家都有的那种带玻璃罩的煤油灯，我保存它是因为我妈妈当年曾在这个灯下努力学习、刻苦识字。
共和国初建的那两三年，农村兴起“扫除文盲”运动。妈妈当时正是二十四五岁的青春年华，又是干部家属，于是带头上“识字班”学习，带头参加共青团，还当了团小组长。每天中午，妈妈和她的姐妹们结伴去识字班学习文化，一路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那是洒满阳光、给人希望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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