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阿尔希波夫
作者：阎明复
今年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阿尔希波夫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阿老作为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总经济顾问，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中苏（俄）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和阿老第一次接触是五十年前的事。1956年6月，我作为俄文翻译跟随李富春副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同苏联政府商谈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代表团的整个活动都是由阿尔希波夫同志负责安排的，他每天都到宾馆来，都要来看望富春同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阿尔希波夫同志，当时觉得他很友好、热情、认真负责，后来在工作中接触多了对他才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阿尔希波夫是斯大林于1950年亲自选派到中国来担任经济总顾问的，一直工作到1958年。据师哲师老回忆，1950年1月在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毛主席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派出总顾问的问题。斯大林说，我们将向你们派出熟练的专家。
于是，斯大林特意为中国选派了一位“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有造就、有经验、非常能干、积极，为人正派，认真负责，行政管理能力、组织能力都很强，对经济建设有经验、有思想”（师哲评语）的阿尔希波夫。实践证明，斯大林没有看错人。
在中国工作期间，阿老处处为中国着想，日夜操劳，做了大量工作。在中国政府聘请苏联专家方面，他主动帮助我们考虑，聘请什么领域、什么专业的人才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最为需要，而在物色援华的专家、顾问方面，他也是想方设法保证来华的专家都有真才实学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工作中他十分尊重中国同志，他也要求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尊重一起共事的中国同事，平等待人，决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阿老为了保证苏联援华项目的顺利实施，同中苏两国专家一起跑遍了我国的大江南北,视察过很多工矿企业和重大工程，亲自过问，具体指导。阿老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和无私奉献精神博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
在中国工作期间，阿尔希波夫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姚依林等国务院领导人，联系密切，精诚合作，结下了兄弟般的友情。
1995年夏天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曾多次拜访阿老，畅谈阿老同我们熟悉的中国老一代领导人的亲如兄弟的友情，回忆起当年中国各地热火朝天的建设情景，也谈到中苏关系演变的种种原因和事件。阿老专门回忆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情况。他说，苏联专家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个部委都有苏联顾问组，由总顾问领导。派去担任总顾问的通常是在苏联最有权威的人，往往是副部长或苏联有关部门的部务会议成员。在工厂里，仿照我们的做法，都建立了工程师室和科研所，其中也有苏联专家工作。
苏联专家受到中国人的充分信任。苏联专家手中的小红本(工作证)，实际上成为去任何单位(甚至最保密的单位)的通行证。有一次发生了一件类似笑话的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几个年轻的苏联专家(记得他们是从鞍钢来的)到了北京，在城市中心游逛。他们出示小红本后就进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南海。他们问清毛泽东的住处后，向警卫人员出示了小红本，说他们想同毛泽东聊一聊。毛最后接见了他们。事后阿尔希波夫从中国同志那里知道此事。当他找到这些专家谈话时，他们回答说：“怎么也未料到毛亲自见了我们”，“在谈话中，我们只是想知道他生活如何。”
阿老说，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时彼此间的信任程度。l950年，根据中国同志的提议，他有时出席中国政府的会议。l951年，他奉召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苏中合作协议的执行情况。在谈话中，斯大林对他说：看来，您不必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因为“这会使中国人难堪，一个受过压迫的民族对这类事是非常敏感的”。回到北京以后，他再未出席中国政府的会议，但中国人还是继续发给他政府会议的文件。
苏中双方对于执行各自承担义务都非常严肃认真。例如，1951年苏方企业向中国供货严重拖欠。阿尔希波夫将此报告给了斯大林本人。因此，采取了严厉措施，撤了十来名部长和副部长的职。由此以后严格执行对中国的供货协议，便成了不可违反的法律。
阿老说：中方对于履行自己的义务也是持这种态度。这可用下述一个例子来说明。五十年代，苏联缺少可兑换的外币。因此，我们请求中国用外币来支付一部分我们供应的货物。中国人每年向我们提供1～1.2亿美金现钞，这笔钱主要来自国外的侨汇。1959至1960年中国侨汇情况严重复杂化了，他们便向我们供应黄金，由我们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出售，从而弥补了我方外币之不足。
这些事实都证明，双方合作是如何密切，它对双方而言又是何等重要。
阿老也经历了中苏关系乌云密布的年代。阿老回忆说，对双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撤退苏联专家。
阿老说，一些苏联作者写文章说，1960年撤退专家是由于给专家创造的工作条件令人不能容忍，又根本不听取他们意见引起的。这种看法有一点对，但并不是全对。
苏联专家工作中的困难是从1958年中国人采取“三面红旗”的方针开始的。在这一方针的影响下，中国建设现代化企业的速度大大放慢，决定使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传统工艺。这方面的例子就是“小土群”炼钢法。违反经济规律和技术规程，无疑给苏联专家造成了困难的处境。
在“大跃进”时期抛开了一切经济规律，认为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物质利益原则，而是人民群众的热情，苏联专家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当然是十分困难的。此外，中国人还取消了一长制原则，实行党委第一书记领导制。企业经理、厂长是党委成员，必须服从第一书记的决定。
阿老说，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专家的唯一出路就是寻找对中国人施加影响的新途径。说中国人是尽量有意识地为我们专家制造令人无法忍受的困难，未必是妥当的。
阿老说，撤退苏联专家是我们方面施加的压力，是对中国人桀骜不训的一种惩罚。撤退专家是苏共中央首先提出的，也是它下令撤退专家的。
赫鲁晓夫要求一周内撤完专家。为此，成立了由下述人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外交部副部长普希金、国家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铁道部长和航空部长等。当时，在华专家大约1300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将近5000人，他们分散在中国各地。撤退专家用了一个月。
这种“火速”撤专家的做法，遭到世界社会舆论的消极评论，当然，尤其受到中国人方面的非常不好的反应。我们撤退专家的主要理由是说我们当时国内自己迫切需要这些专家。中国人说，他们理解我们的问题，但他们请求推迟撤退。例如，周恩来就曾要求推迟一年、一年半或两三年撤退专家。然而，我们未予同意。
阿老回忆说，196O年夏，阿老奉命到中国安排撤走苏联专家的事宜过程中，在北京周恩来同志会见了他，周总理建议推迟一年、一年半或两三年撤退专家。在成都，陈云同志会见了他。两位老友相见，心情都很沉重，谈话坦率、真诚。陈云同志说，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无论如何不能让事态进一步恶化。苏联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防止决裂，要修补好两国关系上已经出现的裂痕尚为时不晚。阿尔希波夫指出，问题不只在苏方，必须双方做出努力。
阿老说，关于同周恩来、陈云的谈话，当时毫不拖延地用密电报给了莫斯科。回国后，在他的请求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他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他讲完后无一人发言，无一人表态。他也曾想单独同赫鲁晓夫本人谈谈，向他转达陈云、周恩来谈话时的真情实意，以及他们不想使事情发展到决裂地步的诚意。为此，他曾请赫鲁晓夫的助手安排这个会见。几天后，赫鲁晓夫的助手转告阿尔希波夫说：赫鲁晓夫得知阿的请求后，他调阅了由中国发来的所有密码电报，看完电报后问道，阿尔希波夫想要作哪些补充汇报。阿尔希波夫说，他想汇报他认为很重要的一些个人感受。过了几天后助手打来电话说：赫鲁晓夫又重新看了从中国发来的密码电报，一切他都清楚了，他已无任何问题需要补充了解，他认为没有必要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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