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萧军入党的前前后后
作者：方 朔
我的父亲方未艾和作家萧军生前是60年的至交，父亲生前曾写下5万余字的回忆录《我和萧军六十年》，最初发表在《东北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8月第一辑上，后收入辽宁省政协和本溪市政协2004年4月共同出版的《历史珍忆》一书。我作为晚辈，对萧军的一生，别有一番认识和感情。
萧军写入党申请书
萧军在晚年，曾写下一首《题虎月图》的诗，可谓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一啸群山百兽惊，苍茫独步月朦胧。饥寒历尽雄心老，不许人前摇尾生。”
对萧军稍有了解的人，大多知道他是一位20世纪30年代来自东北的作家，投奔上海后，很得鲁迅先生的爱护和提携，以发表我国第一部反映东北抗日斗争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闻名于世。他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的日记中写到：“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日，这伟大的人，是我平生唯一所崇拜的中国人。没有什么人，能感动我如此地深，如此地长久，如此获得我毫无保留地崇敬。我是以一种宗教的情绪在膜拜他，他凝定了我那不安的灵魂，铸定了我底那流动的意志，使我终生为文学和革命而战斗而献身！”
他公开对人讲：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我大哥。萧军一身侠骨豪情，狷介耿直，独立独行。1938年、1940年，两次去延安。毛泽东在给萧军的信中赞赏地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和你谈得来……”
然而，1948年中共东北局在对萧军的《决定》中，把他定为“反苏反共反人民”分子，萧军就开始被压得喘不出气来。1958年2月，《文艺报》在编辑按语中，说萧军在延安就与某些人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1967年，姚文元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中，把他定为“反党分子”。在“革命造反派”的批斗中，把他定为“老牌反党分子”。直到1980年4月21日，中共北京市委给萧军的《复查结论》才写到：“这种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此时，萧军已被驱除文坛32年，从一个血气方刚的中年人，变为饱经忧患的73岁老人了。
萧军与共产党的关系究竟如何？
有据可查，1948年，从延安到哈尔滨的萧军，给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凯丰递交过一份入党申请书。当时已经调任到北平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向毛泽东作了汇报。8月，经中共中央、毛泽东同意，接受萧军为中共党员，并由东北局正式通知了他：“可以参加所在党小组生活”。
萧军为什么此时提出入党呢？
1945年9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延安的党中央派彭真等人，去东北建立东北局和民主政权。离开东北家乡多年的萧军怀着“回东北去剥国民党的皮，掘他们的根”之决心，在延安主动提出要求去东北工作，彭真当即表示同意。
11月中旬，萧军离开延安前，到毛泽东住处辞行。毛泽东又一次对萧军说：
“听彭真说，你要入党，我们欢迎，只要你自己什么时候下决心……一个党员不是说要取消他的一切特性，创造性……”
“我主要是怕自己发脾气……”
“这不要紧，发一点脾气可以的，这叫做大团结里的小摩擦……”毛泽东对萧军说了这番话，很令人感动。
1946年8月，中共东北局作出决定：任命萧军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随后东北局书记彭真派专人，迎接萧军赴东北。
萧军辗转到了哈尔滨后，不顾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自身的安全，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党对群众的思想教育活动中。五十天左右连续到各单位、机关、学校，作了60多场的专题演讲，听众达七八万人。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阐明民主政府的主张，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他将群众提出的2000多个问题，分门别类，整理出四大本子，交给党和政府做参考。
1947年初，在彭真的支持下，萧军多年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亲手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随着在哈尔滨做的大量工作，萧军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
当时，东北局的舒群诚恳地劝说萧军尽快写一份入党申请书。
1948年7月25日，桀骜不驯的萧军生平第一次向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凯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全文如下：
凯丰同志：
多少年来，我留在党外，这决非从任何个人动机出发，而是从革命客观需要出发——这是我个人的认识——几次和彭真、毛泽东以及其他同志谈到入党问题，我是坚持这看法，同时也觉得自己思想、感情还未成熟，因此拖到如今。
我个人感到现在已是我走入共产党内的时期了——因此我郑重提出，请求加入共产党，请你转达东北局，如何考虑给以回答。此信由舒群同志转达，并托他口述一切。此致
敬礼！
萧军
1948年7月25日
从这封信的口气、态度及所述的经过看，当时萧军提出入党，既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趋炎附势，的的确确是“从革命客观需要出发”，“个人感到现在已是我走入共产党内的时期了”。
这样姿态的入党申请，非同寻常，与萧军的性格和秉性相符，与他当时的经历、思想和对党的感情也是一致的，看不出有何勉强和做作。
其实，在彭真离开后，萧军已开始受到排斥和讨伐，只是心地天真的萧军并没有想到会对他采取那样的态度和手段。
让我们继续往前搜寻萧军的入党经历。
在延安曾口头提出过入党
萧军先后两次去延安。第一次是1938年，毛泽东听说他来了，主动看望并请吃饭。第二次是1940年6月，萧军携妻奔赴延安。毛泽东主动请他帮助收集延安文艺界的意见和情况，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和毛泽东的讲话。之后，萧军由于看不惯一些共产党人的作派，愤然离开下乡务农。1944年3月，萧军和夫人王德芬领着孩子，在延安县刘庄山沟里，度过了一段自食其力的村民生活，被毛泽东召回了延安，住在中央党校。
1944年4月11日，萧军在日记里写到：“刘白羽第一次和我谈关于入党的问题，我说对此问题我由乡里来就考虑过了，我到党校来，这就是对共产党接近的一种表示……”
1945年2月11日，萧军在看望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时，两个人直接谈到入党的问题。彭真说：“从各方面我们考察研究……知道你——更是我自己看了你日记等完全相信——是我们的同志，关于入党事，原则上毫无问题。只是我代你考虑的，只是‘纪律’，因为它是个集体啊！”
萧军的回答是：“究竟共产党认清了萧军并不是他们的敌人，是朋友，同志……大家一致为中国人民负责……我考虑过了，还是不入为好。第一，我还不能很好把握控制自己感情；第二，我不能一下放弃个人一些自由享受性；第三，我还没有决定是以文学创作占第一还是其他占第一……”
对此，彭真十分理解。他知道，一向孤傲的萧军，能有入党的要求，是很不容易的。这一天的谈话，俩人谈得极为融洽、透彻。
延安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当然都记得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那一幕。1942年6月4日这一天，萧军坐在会场的后边，根本无法听清前面的人说些什么，只知道“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他不耐烦了，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叫他说话！”
散会后，萧军在路上向同行的人表示自己的不满，认为这种批判是“往脑袋上扣尿盆子”，被人向党组织汇报了。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四名代表到萧军住处，提出抗议，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萧军勃然大怒，不但拒绝要求，还将四名代表轰出门。
其实，萧军与王实味并没有私交，只是有着一般的同志关系和应有的良知、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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