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郭小川、水华的倾力之作为何失败
作者：郭晓惠
著名电影导演水华，一生从影37年，总共只拍了7部影片，其中却有4部获奖：《白毛女》、《林家铺子》、《革命家庭》、《伤逝》，这每一部影片都被人们津津乐道，久久怀念，“以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形象鲜明、意境隽永、手法细腻、风格质朴清雅而受到观众的喜爱和电影界同行的赞赏与敬重。”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水华还拍过一部非常失败的片子，是他自认为“最不成功的作品”，这就是1954年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土地》
《土地》的编剧是郭小川领衔的一个创作组。郭小川虽以诗歌闻名于世，他参与的几个电影也是很出色的。比如他在60年代写的艺术性纪录片《军垦战歌》的解说词，鼓荡起多少青年的热血，吸引他们义无反顾地奔赴边疆？他在57年创作又在59年受到严厉批判的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被张军钊、张艺谋等改编成同名影片，成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在电影史留下精彩的一笔，也是因为长诗提供了一段“任何史书，无论正史、野史，都找不到的”故事（张军钊语），描绘出极具特色的人物群像。郭小川在40年代，还写了半部生动细致的土改小说，其中人物、对话、情节都显示出他具有这方面的创作才能。
但是，据电影评论家、曾任北影《电影评论》月刊主编的马德波先生说，《土地》这样一部编导人员“花了大力气、费了可能最长的时间、很下功夫、不计成本”创作出的影片，而且是“党和国家非常看重，寄予很高的希望，并且给予了最好的条件和各方面的便利”的影片，“在艺术上却不行，不好看”。尽管经过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在农村进行免费放映等等，还是没有获得应有的反响，成为一个“艺术的败笔”。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的罗艺军先生也说它是“很不成功的典型”。在电影史上，这部影片评价不高，很少被人提及，甚至已经被遗忘。
《大决战》的导演史超先生告诉我：
到现在为止，也没听说哪个人赞扬《土地》这个电影的。某些剧本很多人说不好，但也有一部分人说还可以，可是《土地》在我接触的人里就没人讲过还不错，还好看的。我有一次去湖北，听省委的人也说，大家对它不感兴趣，觉得不怎么样。
电影研究学者吴迪也说：
《土地》几乎就没反响，因为上边就没看好这个片子，不是不够好看——当时没有‘好看’这个标准，不提娱乐性，就提思想性——是思想上政治上没有达到上边要求的高度。这是互相联系的，因为政治上的要求太高，就没法感人，不感人，没有票房，就反响小，可当时又希望这部影片能够成为一个经典，一个指南，像《白毛女》一样。可他们拿各种概念、条条框框束缚这些编剧，这些编剧都是大腕，是懂得艺术的人，可就是弄不好一个剧本，讲不好故事，为什么呢？因为不让你讲好这个故事。
吴迪还说，这部影片失败与当时的电影政策有直接关系，“可以说，它是在《内蒙的春光》受到批判后成立的‘电影指导委员会’的错误指导下，盲目追求重大题材，史诗性作品的产物。”
创作组和创作过程
这个五人创作小组是在中宣部、中央电影局和中南局的直接领导下，专门从全国抽调人才成立起来的，成员还有梅白、俞林和李冰。马德波说：“为创作组选的几位导演和作家都是第一流的，由懂政策的、文学方面的、实践方面的各方面的人组成”。梅白，当时大概是湖北黄岗地委宣传部长，算是土改行家，尤其熟悉地方情况。俞林，时任中南文艺学院副院长，也是位颇有名气的作家。李冰为中南文艺学院文学系教师，发表过诗作。
创作组成员首先开始广泛地收集素材。中南局邓子恢等领导人直接安排，让他们到湖北黄冈地区新洲县参加土改，在一个村子里一蹲就是一个多月，然后又用两个月时间跑遍中南数省，和省地县乡的各级干部群众开座谈会，郭小川记下了十几万字的采访笔记。
然后进入写作阶段。大约从1952年5月开始，全组集中起来进行剧本的讨论和写作。夏天，专门安排他们北上避暑胜地北戴河住了两个半月；秋冬季节，又几次集中于黄冈或是武昌东湖的招待所。此阶段耗时一年以上。
影片到1954年2月摄制完成，其后的审查和修改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1955年4、5月份才开始公映。这时，全国的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影片没有起到在我国农村指导土改实践的预期作用。而作为一部故事片，它又不好看，尽管它有一流的导演、编剧，还有一批出色的演员里坡、王一之、李壬林、叶向云、胡朋、郭允泰等。
《土地》故事梗概
故事发生在一个距井冈山几百里的乡村竹林乡，片中主角是谢成刚—— 一位年青的民兵队长，后来当选为农协主席，是个烈士之子——他的父亲在20年前领着乡亲们打土豪时被白匪军烧死。反面人物有地主兄弟二人，一红脸一白脸，老大谢子斋两面三刀，是个笑面虎；老二谢子奎横蛮暴虐，是枪团团长，外号“二阎王”。其他角色包括老实、胆小而落后的农民谢老寿、徘徊游疑的富农分子谢家富。地主的角色极尽阴险毒辣，始终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阴谋，开始是密谋煽动农民抢仓库的公粮，然后又编造假分田名单，挑起石、谢两大姓之间的矛盾，最后又密谋杀死谢成刚。而谢成刚始终勇敢坚定，只是有时看不清斗争的复杂性，这时他总是需要区委书记王正良的领导和启发。最后，成刚揭穿了地主的阴谋，用阶级仇恨教育了落后群众，把分散的农民团结起来，斗倒地主分了田地，走向了通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时代背景
新中国建国后，电影被认为是“最大众化和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是宣传党和政府政策的最有效的工具，又是教育和组织人民群众的有力的武器”，因此，是“一切艺术中最重要的艺术”；而且，“电影是国家的艺术，电影艺术作品担负着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和对党与国家的政策进行宣传的重大任务。因此，需要有国家的计划。”（《电影创作通讯》第7、9、11期，1953-54年）这样，电影创作就处于高度统一的领导和管理体制之下，中央电影局对全国电影业的管理严密而精细，具体到每一部影片的审查和通过发行，比如，50年代初期的影片片头上都印有“中央电影局监制”的字样。而且，制定重大业务方针、决定投产哪些重要题材，都需要中央文化部、中央宣传部甚至更高层领导的审定。
另外，当时我国全方位奉行“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一边倒”政策。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在原则上只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开放，而与西方和港台电影处于一种基本隔绝的封闭状态。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从美学思想上受到苏联电影的深刻影响，在管理体制上也照搬了当时苏联的套路。
罗艺军先生告诉我们：
二战以后，也就是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苏联电影的主导方针是写大题材，搞史诗样式，通过大事件、大背景、伟大人物颂扬苏联，颂扬斯大林。代表作有《宣誓》《攻克柏林》等。把斯大林写成至高无上的英雄，实际上是为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服务。群众中也得写几个人，但不是作为个人形象，而是工人阶级的形象代表，比如《宣誓》里的老母亲。苏联的这种搞法恰恰迎合了中国一些比较“左”的人的想法。当时电影创作定的主题主要是要根据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采取的方式是根据当时政治的需要提出一批重大主题，先定题材，题材确定以后，再派人下去体验生活，写出剧本。《土地》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三大战役、抗美援朝、资产阶级改造等。一般剧本通不过，因为一般作家写的还是身边的生活。
写作剧本都派作家承担，大部分无疾而终，有的写成了也通不过。比如写抗美援朝，派了三个大作家写剧本：刘白羽、黄钢、华山。他们写出来了，要用一部片子概括整个战役，下面还得写战士的英勇，还有师级的、军级的，各方面都要照顾到。一般都得写两三年。最后一稿我看了，也不容易，可还是没通过。涉及的东西太多，比如金日成如何表现？他的朝鲜军队被打得丢盔弃甲，才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去，这能写吗？而且只写彭德怀，不写毛泽东行吗？如果写毛泽东，又怎么写？一般编辑不参与讨论，具体不知怎么否定的。最后真正拍成的就是《南征北战》和《土地》两部，《南》现在看还算比较好，陈毅指导过创作，他的有些意见帮了剧组的忙。《土地》是很不成功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