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钱三强三次受挫
作者：春 江
因写作《裂变之光》，我与钱三强有过几年密切接触。1986年春，当书稿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发稿以后，我向他告别的时候提出：“你是对党忠诚、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几十年来，你认为共产党还存在哪些弱点、问题，存在哪些急待解决的弊端？你对党的感情很深，意见会更有价值，如果你愿意谈，我很想听听。如果不方便，也不必勉强。”
老科学家是一位很豪爽的人，也是很严谨的，一般说来，他是不会轻易开口的。也可能由于几年来多次交心，有了一点的信任，他热情地谈了两个多小时，
在几十年工作当中，他曾经向党组织提过几次意见，遭受过几次打击。从这些痛苦的经历中，他深深地感觉到，几十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存在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
党的领导人，认为手中掌握马列主义，往往过分自信，过分自以为是。因此，强调统一，强调服从，忽视民主，厌烦批评，容不下不同意见。虽然有时也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一旦有人提出尖锐的意见，就容易变脸。而知识分子，一般都是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喜欢提出不同意见。党的领导人接受不了这些意见，对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往往认为对党不忠，甚至认为是反党。歧视，打击，便自然产生。有的戴上右派帽子，划入另类，受尽折磨。而唯唯诺诺者往往受表扬，说假话、讨领导喜欢者往往得到重用。
他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归根结底仍然是：老子打天下，老子要坐天下。”
马克思说过，历史上的政治家，在夺取政权以后，不可避免的就产生皇权思想，视天下为私有物。钱的这些话，分量很重。有些领导人思想上还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封建主义、皇权思想。
他的态度很认真，很诚恳，亲切地告诉我：
这样的问题，长期存在，有谁能够解决？我考虑很久：邓（小平）是有魄力的，但是，他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胡耀邦有所认识，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权威；解决这个难题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周恩来。他又去世了……
我有一种预感：好像还要出问题。什么时候出？我说不定。我这样的年龄，有可能看不到了，你肯定可以看到。
谈话结束了，我又回到安徽合肥。
1987年2月6日，钱三强给我写来短信：“想起几个月前那次谈话，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还说：你写作这部书稿的时候，正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阶段与发动地点，希望今后，犯错误的机会少一点。他约我，尽可能来京，“等你来时见面再谈。”
我及时来到北京，老科学家热情地谈了六次，每一次约三个小时（半天）。
这是他最后的岁月，诚恳地讲出一些真心话，为自己所热爱的共产党把脉，特别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第一次提出建议惹来一场风雨
1956年，钱三强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实习考察。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从美国回国，也来到苏联和钱三强见面，并一同在苏联考察。
钱三强熟悉法国和西欧的情况，钱学森熟悉美国的情况，两位科学家一见面，互相交流信息，更增加了对开展科学事业的信心。
1950年，毛泽东对戏剧界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6年2月，在讨论怎样领导科学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科学和艺术界的思想开始活跃。
1957年，全党开始整风。国内各机关团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各机关、各学校、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都动起来，大鸣大放。这场运动，轰轰烈烈，震动了全国。
这时，驻苏大使刘晓奉命来找钱三强、钱学森两位科学家，征求对党内整风的意见。
钱三强谈到当时的情景说：
“学森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对情况不够了解，就没有谈什么意见”（钱三强每次谈到钱学森，都是这样亲切称呼）。这时的钱三强，已经参加工作9年，入党也已经3年了。他很深沉地说：“我自认为，党对我十分信任。我既然参加了这个组织，就应该爱护这个组织。党要求我帮助党整风，又派人来征求意见，我应该讲出真心话。当时，满腔热情，没有任何顾虑。”
钱三强向刘晓谈出了心里话。他谈到法国和苏联的科学工作的管理和领导状况，第一次对党的领导工作提出建议：
法国的科学家，每年有固定的经费，研究项目，由科学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自己来制定计划，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不过问，科学院的管理工作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苏联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吸收法国的经验；在斯大林时期，党组织在科学院也只是做思想工作和后勤工作，一切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因此，钱三强认真明确地提出建议：“中国应该吸收法国、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改进体制，充分信任知识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业务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学家自己来负责，党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协助科学家搞好工作。”他并且提出具体建议：“如果体制上不好马上动，可以先选拔几位有才干的科学家到领导岗位上来，参加领导工作，这会很有力地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钱三强是坦率的、真诚的。他的这些建议，现在看来也是可行的，是很有价值的。
刘晓同志走后，钱学森有些不解地悄悄问：“他们想干什么？”
毫无戒备的钱三强很坦然地回答：“礼贤下士。”
钱三强自认为自己就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在为改进党风献计献策，只是想改进党的领导，纯属善意。可是，他提出的建议，仍然被一些领导人认为是不尊重党的领导，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是反党言论。
“反党的言论”这顶帽子，就这样定下来了。
早在反右派运动以前，钱三强就感到科学院里有一种不太协调的气氛。
二机部直接属于国务院第三办公室领导。第三办公室由一位资格很老、威望很高的老革命、国务院副总理来领导。这位老领导当然要向周恩来负责、归周恩来领导。
周恩来根据中央的精神，一贯要求必须注意政治思想、注意组织纪律。
二机部的领导，也是根据中央的精神，第一个动作就是加强党对二机部的领导。1955年，二机部有一位部长，另外还安排了几位副部长。在领导班子中只有钱三强一个是科学家。部长是来自老区晋察冀的老干部，高中文化水平，是那位老领导的老部下。这位部长表面看来还算文雅，客气，他懂得搞科学研究不能离开知识分子。但是，从思想深处来看，他是坚信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必须脱胎换骨。他带来一位得力的助手，担任原于能研究所的党委书记。这位年轻人，也是来自晋察冀。反右派运动一开始，这位部长助手，就表现出一副敢冲敢闯的架式。有一次党内开会，他发言很激动：“这个科学院里，风气不太对头。什么你公、我公的？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钱三强讲到此处摇了摇头：当时同志们都互相称呼“钱公、李公……”，是互相尊重的意思。这位助手就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风气。当时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宋任穷参加会议，这位老革命对他说：“你这话过火了。那不过是一个尊敬的称呼，怎么能这样认识？”
这位部长助理当时脸红了：“我是想改变一下空气，横扫一切污泥浊水。”
宋任穷说：“你还是年轻了一点，不要过火。过火了，就不那么正确了。”
虽然有宋任穷那样的老革命尊重知识分子，但是，在那种紧张的政治空气里，许多人都变了，瞪大眼睛找资产阶级。而且，时隔不久，宋任穷又被调出二机部。这股歧视知识分子的风越来越盛。
钱三强建议要增加几位科学家进二机部的领导班子，这应该说是合理的，事实上在几十年以后，已经开始逐步这样做了。但是，在当时，按照绝对加强党的领导、提高阶级斗争观念的原则进行思考，这就变成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观点。钱三强既然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观点，能不引起注意吗？能够掉以轻心吗？